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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诏敕制度研究(二)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

[作者:张帆]  [来源:《国学研究》第十卷]  [2007/8/6]
二  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

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广义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元朝前身大蒙古国时期。第二阶段为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前期,具体从中统元年(1260)起,到至元六年(1269)止。第三阶段为至元六年以后,这是元朝诏敕制度完全定型的时期。制度定型以后,个别时期也有例外情况,最明显的例外是本来应由翰林儒臣用汉文文言起草的诏书,有时不由翰林,甚或是用蒙古文起草。诏敕的蒙汉互译,是元朝诏敕制度中最有特色的地方。另外有时皇帝也亲自撰写手诏。这些也都值得略加讨论。

(一)大蒙古国的诏敕

蒙古初兴之时,尚无文字,“每调发军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划,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43]。成吉思汗灭乃蛮部,俘获其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其教汗室子弟“以畏兀字书国言”[44],也就是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这样就产生了史家习称的回鹘式蒙古文。据元人追忆,“太祖时国字(按指后来八思巴所创蒙古新字)未立,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书”[45]。此言不尽准确。回鹘式蒙古文固然是大蒙古国诏敕文书使用的主要文字,但面向汉地颁发诏敕,则仍用汉字。赵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条:

鞑之始起,并无文书,……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今所行文书,皆亡臣识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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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官制”条:

如成吉思亦行诏敕等书,皆金虏叛臣教之。

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

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殆欲使之经由镇海,亦可互相检柅也。

又据耶律楚材(即徐霆提到的移剌楚材)回忆,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至西域谒见成吉思汗,辞行时奏请“但修善出家人乞免差役”,获准颁发诏敕。但当时“典诰命者他适,令道人自填”,丘处机遂在诏中“止书道士免役之语”。后来真相暴露,“众皆议丘之不公也”。[46]这份著名的大蒙古国道士免差发圣旨(全文载于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显然就是用汉字书写下发的。随着疆域不断开拓,大蒙古国诏敕文书使用的文字更为复杂。据波斯史家记载:“(蒙古汗廷大臣)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汉文(原汉译为‘契丹文’,从萧启庆先生说改)、土番文、唐兀文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47]正如萧启庆先生所指出:“其时各族了解蒙古语言者固然甚少,而(回鹘式)蒙古文字创行不久,不仅外族知之无多,蒙古人亦多为文盲。以蒙古语文作为帝国唯一官方语文全无实行可能,蒙廷不得不借助各地原有之语文以布达与推行政令。”[48]

蒙古大汗身边主行文书的怯薛成员称为“必阇赤”,其中按地域实行分工,有一批来自汉地或熟悉汉地情况的必阇赤(如耶律楚材等)专门负责行于汉地的诏敕文书。他们的工作方式应当有两种,一是面聆大汗谕旨后直接用汉文起草(或称创作)诏敕,二是将用回鹘式蒙古文记录下来的原始诏敕翻译为汉语。这两种类型的诏敕文书今天都可见到实例。第一类的例子是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的诏书,共有两份,在文献和石刻材料中均有保存[49]。出于对此事的重视,它们都使用了汉地诏敕中习用的骈俪文体。首篇骈散相混,文字鄙拙;次篇则出自耶律楚材亲笔,是一篇相当出色的骈文作品[50]。这类“典雅”的诏敕在大蒙古国时期,恐怕为数极少。《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引《经世大典·站赤》载太宗窝阔台汗元年十一月诏谕:“上天眷命,锡皇帝之徽名,大蒙古国众寡小大,罔不朝会。训之曰,一乃心力,其无二,凡我国内黎元,其听朕命,循先训旧章,绩用弗成者,其罪当死”云云,文辞古奥。《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所载宪宗蒙哥汗赐予大断事官忙哥撒儿之子的慰勉诏书,也是“全用《尚书》体,竟与宇文周诏书相似”[51]。这都不会是大蒙古国时期的创作或翻译,肯定出于世祖忽必烈朝纂修太宗、宪宗实录时好事者的加工改造[52]。大蒙古国颁行于汉地的绝大部分诏敕,都应当是上面提到的第二类,亦即由蒙古文翻译而成者,并非由“词臣”创作。其中,又以翻译时最省事的“蒙文直译体”为主。《元代白话碑集录》所收大蒙古国时期汉地所立圣旨碑十余通,皆属其例。

大蒙古国草创之初,制度未立,“其官称……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初无宣麻制诰之事”,“初未尝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谓何也”。[53]但至晚在太宗窝阔台汗时,对汉地官员已经颁发专门的除授文书,汉文史料也通常按汉地习惯称之为“宣命”或“制书”。李庭《寓庵集》卷七《奥屯世英神道碑》:“皇伯合罕皇帝(按即窝阔台)在凤翔也,许公以河中府尹之职,命未及下,会以他事不果。其后公入觐,上喜曰:‘曩之所许,今当相付。’命有司草制。”这种除授文书通常用汉字书写。《元史》卷一五○《何实传》:窝阔台时“授以汉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达鲁花赤”。发给杨奂的授官文书,误将其名字写成“杨英”,杨奂只好将错就错,宣布改名[54]。《黑鞑事略》记载蒙古大汗的玺印称为“宣命之宝”,王国维指出这是“实用金人旧制”[55]。汉地官员的除授文书,应当都加盖此印。至于采用何种文体,是否用蒙文直译体,材料不足,难下定论。但即使是用汉语文体,也应当只是直书其事的吏牍体,不大可能带有骈俪诰文。另外大蒙古国制度,大汗去世后由他颁发的授官“制书”要缴回汗廷,经新汗确认后重新颁授。《元文类》卷六二姚燧《夹谷公神道碑》:“故事,祖宗宾天,所授臣下制书符节悉收还之。”直到世祖忽必烈即位,仍然根据这一“故事”进行缴收[56]。而按照汉地传统,授官“委任状”作为臣下从某位皇帝那里获得的荣誉凭证,是可以长期私人保存,乃至世代相传的。因此过了几年,就规定“宣命付身不须追取”。即使尚未领取而亡故,也要将除授宣敕“给付其家”,传于子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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