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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诏敕制度研究(三)翰林国史院与蒙古翰林院

[作者:张帆]  [来源:《国学研究》第十卷]  [2007/8/6]
三  诏敕起草机构:翰林国史院与蒙古翰林院

元朝负责起草诏敕的机构主要为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翰林国史院是在前代翰林学士院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蒙古翰林院却是元朝独有的机构。关于翰林国史院,我以前曾经写文章予以讨论[86]。在此主要就有关诏敕起草的一些问题,与蒙古翰林院并列对比,略作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翰林国史院的补充考察

元朝翰林国史院初置于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在首任翰林学士承旨、金朝状元王鹗的建议下,先设立了翰林院,然后又立国史院,二者相并,名为翰林国史院。自唐朝中叶设立翰林学士院以来,历宋、金两朝,起草诏敕一直是该机构的首要任务。余力所及,亦时而兼任编书、修史一类活动。但正式将修史职掌并入翰林,则始于元朝[87]。因此也可以说,元朝翰林国史院与前代的翰林学士院在性质上已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比较单纯的中枢秘书机构,而成为一个主管范围更为广泛的国家高级文化机构。史料中记载它的职掌主要为“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三项[88],起草诏敕任务已退居第二位。不过另一方面,翰林国史院职掌的侧重点也是随着时间推移有变化的。如前文所指出,在元初十余年里,“凡王命,言必以文”。诏敕文书的大部分,包括除授诰文等等,仍由翰林国史院词臣草拟,这方面的工作量并不算小。相反修史云云,多为虚张声势,并没有修出什么史著。八思巴蒙古字颁行后,在翰林国史院内专门设立了“(蒙古)新字学士”[89],其职掌应当是负责用八思巴字起草或翻译诏敕。到至元十二年(1275),统治者出于对八思巴字的重视,下令分置“专掌蒙古文字”的蒙古翰林院[90]。自此之后,大量诏敕文书改以“圣旨”的形式经蒙古翰林院草拟并翻译,然后下发。用汉文文言创作的诏敕范围日渐缩减,主要只限于就重大事件布告全国的诏书,以及一些封赠宣敕。翰林国史院起草诏敕的任务也因而大大减少,以致有时人们已将它这方面的职掌忽略不计。如民间类书《事林广记》别集卷一《官制一·随朝职品》在提到元廷两所以“翰林”命名的机构时,就简单地记载:“蒙古翰林院管蒙古文字,翰林国史院管编修国史。”

唐宋时期的诏敕起草制度以复杂、精致著称,其中一大表现是两制即内、外制的区分,而这项区分正是伴随着翰林学士的出现开始的。唐中期设翰林学士,分割了中书舍人的一部分草拟诏敕职权,是后翰林所草称为内制,中书舍人所草称为外制。北宋前中期,草拟诏敕的职务称为“知制诰”,以翰林学士知制诰者掌内制,他官制知诰者掌外制。元丰改制后,仍恢复唐朝制度。可见,虽然唐宋翰林学士的首要职掌是起草诏敕,但并非全部诏敕都归其起草,他们负责的只是内制,草拟外制者另有其人。那么内外制的区分究竟何在呢?根据唐宋史料来看,内制是一部分特别强调以皇帝个人或私人名义下达的诏敕,包括赦书德音、立后建储、拜免将相、批答奏表、奖谕臣下、致书外国、祭祝斋文等等;外制则是以朝廷(皇帝与宰相机构)名义共同下达的诏敕,主要是百官(将相以下)除授迁转、以及颁行宰相机构议定的政策条例[91]。与外制相比,内制的内容更为复杂,既有事关国家大政的决策性文书,也包含了一些纯粹的礼仪文字。其共同特点,则是代表皇帝个人,因此被认为级别更高、性质更重要。唐宋翰林学士为时所重,主要就在于与起草内制相联系的“天子私人”身份[92]。到金朝,已无中书舍人一职,翰林以外官员亦无带“知制诰”衔者,似乎两制区分已经消失,或者说两制皆归翰林[93]。元朝情况近似。仅在至元七年(1270)到八年的一年内,短暂地“用前代三省属官制”设立了中书舍人、给事中等职,因而袭用“两制”法,“翰林学士掌内制,舍人掌外制也”。[94]此外的时间里,并无内外制之分。中书省虽设有直省舍人一职(有时即简称中书舍人),却是负责“奏事给事差遣之役”[95],与草拟诏敕无关。翰林国史院起草的诏敕,既有在唐宋属“内制”的即位、大赦、命相等诏书,又有在唐宋属外制的封赠宣敕。元初徐世隆在翰林,即曾“选前贤内、外制可备馆阁用者凡百卷”,编成一部《瀛洲集》,以后翰林国史院草拟诏敕时长期用作参考[96]。元人文集中有时提到内外制,实际上只是借用历史概念,并无实际意义[97]。

元朝翰林国史院虽兼有唐宋内、外制之任,但随着蒙古翰林院的设立,大量诏敕文书以非文言、少润色的圣旨形式下发,因此其起草诏敕的范围和数量毕竟还是大大缩减了。诏敕之外,翰林词臣也时而承担其他的“应制”任务。一是礼仪文字,包括祝文、册文之类(这类文字在习惯上仍有“内制”之称,但严格来说已不属于诏敕范围,参见第一节)。如至治二年(1322)夏袁桷以翰林直学士分院上都,“书诏简绝,仅为祝文十三道”[98]。《元史》卷七三《祭祀志二》:“祭告一献仪,……翰林国史院撰写祝文。”卷一六四《王构传》:“入翰林为侍讲学士,世祖崩,构撰谥册,……凡祖宗谥册册文皆所撰定。”二是奉旨撰写碑文。皇帝为褒奖臣下(乃至寺观庙宇等),下旨立碑,碑文即由翰林词臣撰写。《元史》卷一五九《赵良弼传》载其出使日本前上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虽死绝域无憾矣。”忽必烈任用桑哥理财,“命翰林撰桑哥辅政碑”。顺帝时脱脱、贾鲁主持治河工毕,诏命“翰林承旨欧阳玄制河平碑,以旌脱脱劳绩,具载鲁功”。[99]在元人文集里,有时会将这类翰林“工作范围”内的奉旨撰拟碑文与“非工作范围”、应私人请求撰写的碑文区分开来。例如《元文类》卷一九至二六“碑文”皆为奉旨撰拟,卷五一以下“墓志”、“神道碑”等则是为私人所撰。《雪楼集》卷六至九所载为“玉堂类稿”中的“敕赐碑”,卷一六至二二“碑铭”是私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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