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汶艺术网

中华古籍全录

汉语字典

书法字典

西汶艺术品

会员登录 | 注册
纽新优品
西汶艺术网: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首页

艺术资料

展览展讯

画廊艺馆

历史人物

品茶读书

中国诗词

我要提问

艺术图片

中国黄历

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四)余论与注解

[作者:张帆]  [来源:《国学研究》第十卷]  [2007/8/6]
四  余论

以上分三部分讨论了元朝的诏敕制度。概括而言,元朝诏敕制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由于“国字”八思巴蒙古文在官文书中的广泛应用,元朝诏敕普遍以至少两种文字颁行。或先有汉文底稿,再译以八思巴字;或先有八思巴蒙古文底稿,再译以汉字或其他文字。以八思巴字译汉文时,又存在音译、意译的不同翻译形式。这都致使诏敕颁发过程变得复杂,因而分立了两所“翰林院”。揆诸前代北族王朝,只有地方性的西夏政权出现过类似情况。辽虽颁行契丹大、小字,然应用范围似乎有限。金亦曾颁行女真大、小字。熙宗天眷元年九月“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章宗承安二年四月“亲王宣敕始用女真字”。[129]可见也只是在部分诏敕文书中使用女真字,而且未必要与汉字来回翻译。元朝则凡诏敕颁降,必用“国字”,再以汉字等其他民族文字附之。这反映出蒙古统治者不愿简单蹈袭汉法、力图自成“一代之制”(《立国字诏》语)的气魄,从而也在中国古代诏敕制度演变的历史上增添了一段新的内容。

第二,由于蒙古统治者不谙汉制,同时也并不打算全盘汉化,因此对前代中原王朝经长期发展所形成诏敕制度中一些复杂、精致的细节并未予以继承。特别是在八思巴字颁行后,这种状况尤为明显。一方面,大量在过去言辞典雅、讲究文采的诏敕变为质朴少文的汉文直译或吏牍体圣旨;另一方面,骈四俪六、铺叙排比的宣敕诰文趋于消失。这都表明诏敕内容变得简单、质实,同时也意味着“词臣”在诏敕撰写中所发挥的作用下降了。结合前后朝代有关制度作一比较,可以更加透彻地认识这一变化的意义。

元人袁桷曾说:“王言之制,始分于唐;人文之精,特盛于宋。”[130]传统官僚政治在宋朝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皇权与官僚士大夫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制衡关系,君主专制政治与文官政治这两项看似矛盾的特征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以翰林学士为主要代表的“词臣”的活跃,就是宋朝文官政治的一大特色。翰林学士充当皇帝的机要秘书,为皇帝“代言”,似乎是游离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行政机构之外。但他们虽已成为“天子私人”,毕竟不脱士大夫的人格自尊,在“代言”时并非单纯的传声筒、打字机,而是在既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独立创作自由。宋朝“王言”体系的发达、“人文之精”,端在于此。诏敕主体——皇帝对词臣的尊宠呵护、客体——官僚贵族对词臣的润笔酬谢,等等一整套“翰林故事”,乃至词臣在社会上受到的称羡荣耀,也无非“人文之精”的体现。翰林学士等“词臣”工作独立性的表现有二。一是如认为诏敕内容不当,可以拒绝起草,“封还词头”,“论奏贴正”。[131]二是起草既毕,不容轻易改动,否则即以不称职请辞。[132]这种独立性,固然有助于词臣充分发挥才思和工作积极性,创作出传诵一时的诏敕名篇[133],但也使得诏敕之中较多地带上了词臣自己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人事任免制敕中凭借个人好恶上下其手,任情褒贬。“遇其所好,则誉庄跖为夷齐;遇其所恶,则毁晋棘为燕石。极意夸大,有同笺启;快心摧辱,无异诋骂。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言,未免于玩人丧德之失”[134]。另外,在崇尚文治的宋朝,“人文”过盛,亦往往流于虚文。如节日、庆典百官进上贺表,臣下表乞致仕或辞免任命,皆须由翰林学士代皇帝起草批答或答诏,彼此客套推让,往复不已,实属形式主义。又如百官除拜,必行骈俪制诰,“率用字数多寡为轻重,官愈尊则词愈多,且必过为称誉。……称宰辅必曰伊、周,儒学议论之臣必曰董、贾,将帅必曰方、吕,牧守必曰龚、黄”[135]。以致朱熹批评说:“今之表启是下谀其上,今之制诰是君谀其臣。”[136]这些情况,对于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强化和官场风气的整顿,显然也有不利之处。

物极必反。所谓“人文之精,特盛于宋”,对金朝尚有一定影响,到元朝就由盛转衰了。元初,在大力推行“汉法”的特定背景下,“凡王命,言必以文”,唐宋时为人艳称的“翰林故事”尚多有保留。据《中堂事记》记载: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起草命相制词,交王恽呈付中书省。“其文通作一卷,实封细衔书名,上用院印。或问焉,曰:‘白麻盖自中出,令实封,防其外泄,亦唐人锁院之意也。’”至中书,“既披详,或欲有所更定”。王恽“力言其不可”,谓“昔杨亿以一‘壤’字,不胜其恧。况改作乎?第修饰之可也”。稍后王恽草拟赛典只(即回回名臣赛典赤赡思丁)授平章政事制书,文辞切当,赛典只“遂置酒,重以润笔为答”。然而,随着诏敕制度发生变化,内容趋于简单、质实,上述“翰林故事”也渐渐变成了历史陈迹。来自草原的蒙古统治者不能完全理解中原制度的精微之处,是“人文之精”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演变却有意无意地适应了君主集权强化的趋势。正因如此,在随后的明清两朝,诏敕制度并未完全恢复唐宋旧观。与唐宋相比,明清诏敕文书更多地体现出单纯应用公文的特点,缺乏文学性、创造性和个性化因素,少有为时传诵的“大手笔”名作[137]。明朝百官除授不用骈俪诰文,如要“申以勉词”、“褒奖责让”,则采用平实的散体。其四六制诰,主要见于封赠父母妻室和考满迁叙散官。[138]这样,词臣褒贬余地较之宋朝已经大大减少,基本只限于“过为夸侈”、“虚为颂美”等卖送人情现象[139],罕有发泄私愤、快意恩仇的机会。到清朝,“文武各官黜陟,只称某人补授某官,某人降调革职。诰命敕命,皆视品级大小定有成式,文辞简严,用彰明训。……词臣断不能更假公事以逞其私忿”[140];“虽有大势力者,欲增损一字不能,所以杜浮伪之风也”[141]。对这一变化的背景,乾隆帝曾有非常清楚的阐释。《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一八《题董其昌自书告身》:
西汶艺术网
页码1 2 3 4 5 6
更多
纽新优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