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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

[作者:周清澍]  [来源:《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  [2007/8/7]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易州《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的时代背景,就碑主智朗及其师海云与早年忽必烈的交往活动进行了考察,并揭示出碑阴忽必烈手迹的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元代 忽必烈 朗公

40年前读《畿辅通志》,见书中记易州境有《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下有说明;又有《碑阴疏文》,其说明如下:“正书‘皇子大王护必烈请朗公长老住持十方兴国禅寺为国开堂祝延圣寿疏’疏文五行,行三十八字,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十字,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其印文磨灭不可识。”这段话说的“皇子大王护必烈”应即未即位前的忽必烈,故称“皇子大王”。正书汉文疏文五行,估计是他身边的必阉赤代作。特别是“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一句引起我的注意,旁注当是刻碑人加上的,他为了显示此碑的权威性,将忽必烈表示认可的“蒙古书”也刻在疏文之尾,强调是“王者亲书”。我想这一行蒙古字,不可能是五行疏文的蒙古原文,应是他的签名。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无数,除书法家外,很少有几人亲笔签名和墨迹保存下来,忽必烈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帝,用本民族文字签的名,更加难能可贵。

多年来,我有心亲自去河北易县访古,以了解此碑究竟,40年来此愿未遂,恐遥遥无期,故将此发现提出,希望有关学者能亲临现场,根据实物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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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代部分出版,公布了题为《护必烈大王令.旨碑》的拓本,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其原文如下:

此碑《汇编》说明是“元大德八年(1304)刻”,估计是根据碑末的甲辰年号,错往下推了一甲子,大误。①《畿辅通志》的说明全采录自《上谷访碑记》,其作者邓嘉缉有很好的描述,他说这碑“在城北兴国寺前废地……碑高二尺六寸二分(《汇编》:拓片高111厘米),广一尺七寸(拓片宽63厘米),十行,行十五字至二十字不等。碑刻元世祖令旨颁赐兴国寺僧朗公为佛灯普照大师并免摇役之文,末署甲辰年二月,有印痕于年月上,文已不可辨,印左侧正书‘宝’字。”由于这是“免摇役之文”,所以寺僧要把忽必烈的印章也刻在碑上,用“宝”玺增加这道令旨的分量。阴面的疏文,如前所述,除了刻上“王者亲书”的蒙古字外,也有“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可惜,正面、反面的宝不是说“文已不可辨”,就是“磨灭不可识”②,如能识认出来,一睹忽必烈潜邸时期印章的真面目,其价值将不亚于从梵蒂冈教廷发现贵由汗致教皇信上所钤的玉玺。

此碑中明明有“护必烈大王”的称呼,《汇编》仍将此碑的甲辰年误定为“大德八年 (1304)”。大德是成宗的年号,他已追谥其祖忽必烈为世祖,怎能称为大王。中统以后,汉人都知道皇帝名讳,译名已统一, “护必烈”只见于潜邸时期③;几年后的武宗时,程文海避武宗名海山讳,改名钜夫,可见蒙古贵族也接受了汉人避御讳之说;故此时只能出现尊谥世祖,。更不会出现早期用过的译名“护必烈”。邓嘉缉还考证说:“蒙古太宗谔格德依(即窝阔台)皇后尼玛察(乃马真)氏称制之三年,是为甲辰,至世祖元年始有中统之号,至元八年十一月始建国号曰‘元’,考《元史》,岁甲辰世祖尚在潜邸,辛亥(公元 1251年)六月,宪宗即位,以世祖于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由辛亥逆推至甲辰尚七年,尼玛察称制,世宗(应作祖)乃睿宗子,为诸王,故碑题‘护必烈大王’也。”剖析得明明白白,前人早已弄清的问题,《汇编》还是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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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另一个缺点是遗漏了碑阴的石刻,它上面刻有整篇五行疏文,拓碑者不大可能失拓。《汇编》的漏印使读者看不到忽必烈早年的头衔“皇子大王”,也使我们无法欣赏他的手迹或亲笔签名。迄今为止,已知存世最早的畏兀儿蒙古字实物是1225年的《移相哥碑》(现存俄罗斯境),其次是1240年河南济源的《紫微宫碑》,这立于甲辰年的碑刻即 1244年的一行蒙古字就应排在第三,文字的古老和出自忽必烈之手都增加了这块碑文的价值。

《护必烈大王令旨》中提到,朗公长老曾“应命赴斡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说明他曾被邀至漠北忽必烈的斡鲁朵化导蒙古贵族服膺佛法。碑立于甲辰年二月,他往返于漠北,不会晚于壬寅(公元1242年)、癸卯(公元1243年)年。燕京大庆寿寺海云禅师,被忽必烈邀请“赴帐下问佛法大意”,时在1242年壬寅,是所见史料中忽必烈与中原人物接触的最早记载④。朗公被邀与海云同时甚或更早,可见朗公也是僧界的重要人物,此碑又可为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增添一条新资料。

朗公其人不见于《元史》,今就零散所见略述其生平。赵孟頫曾撰文追溯禅宗临济宗的渊源,指出海云是临济宗的法嗣,其大弟子之一名可庵朗,就是“令旨碑”中的“朗公”。朗公又“度荜庵满及刘文贞”,说明朗公就是海云的门徒,也是刘秉忠(谥文贞)的师傅⑤。可能因秉忠后成为元朝开国重臣,在他的行状、神道碑、墓志⑥和《元史》本传中,都不记此事,此可补史实之缺。

今北海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碑文乃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所撰,60年代我拓得此碑,1986年又发表了经侯堮先生校补过的碑文,可惜字有磨泐,不能全部复原。碑中提到:“己亥(公元1239年)之秋,复居庆寿。岁在辛丑(公元 1241年),燕京普济禅院宗主善琛与其僧众以状施其院为师养老之所。”此后多次提到可庵朗,因文字残缺不能通读,有“非可庵孰可为”的话,可看出他是海云所倚重的弟子。后来普济院经海云重修,“护必烈大王闻而嘉之,乃取师之自号,改普济为海云禅寺”⑦。海云示寂后,由可庵“住持海云以继其后”⑧。海云携刘秉忠去漠北时,可能朗公也在行。看来忽必烈最早对中原关心的是佛教;通过僧侣的引见,才陆续留用或邀请刘秉忠、王鹗等人。甲辰年,“护必烈大王以珠笠奉”海云⑨,同时颁发前引令旨给朗公,可见他的地位不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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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楼 yanghong
蒙古王国的历史很复杂,人名很难记,研究人员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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