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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梁堆墓——兼谈两汉时期西南边郡的文化变迁

[作者:虞丽琦]  [2009/7/20]
一梁堆墓概述

梁堆墓是云南地区东汉至唐代中期在地表有巨大封土堆的墓葬,被当地百姓称作“梁王堆”、“粮堆”、“梁堆”,故此得名。本文探讨的梁堆墓主要是东汉时期的,关注点在于其中所体现的汉文化南渐的情况。

孙太初先生在《云南“梁堆”墓之研究》把梁堆墓分为三型:I型基本结构为长方形,多为单室,少为前后室,前面有短小墓道,顶部用楔形砖起作半圆形券顶。整个墓葬用花砖砌就。时代为东汉时期;II型墓室长方,有双室并列、前后室两种,四壁及券顶用花砖及石块混合砌造,前面有短小墓道。时代为东汉末至西晋;III型墓室均为四方形单室,前面有短小墓道,覆斗形顶,墓室用石块砌造。流行于东晋时期,下限可以到唐代开元、天宝之际。

如果细分汉代的梁堆墓,应该在I型前再加上一型,分二式,一式主要特征是竖穴土坑式,二式则是竖穴土坑带墓道,西汉时南中一带汉墓都是竖穴土坑,上有小型封土堆,随葬品和一般意义上的梁堆墓一致,都是汉式器物,后来这种墓葬规模进一步变大,封土堆增高,就成了典型的梁堆墓了。东汉初年的昭通鸡窝院子墓地,和所有梁堆墓地一样,地面有许多高大的封土堆,试掘一座,为竖穴土坑形制,出土典型的汉式器物组合。1988年在嵩明梨花村发现一座竖穴土坑墓,墓道狭长,墓室规模较大,边长在8米左右,因为清理前地表土和墓口已被毁坏,所以不知它的封土情况,出土陶器中除了水田和池塘模型可以复原外,其余均残,报告认为残罐和碗是典型的汉式,推断年代为东汉早期,或早至王莽,这些都应该划归为梁堆墓,代表了梁堆墓从南中早期汉墓过渡来时的初期形态。

从随葬品来看,I、II型墓常见的有:兵器类:铁剑、环首刀、铜弩机;生活用具:铜或陶的釜、甑、豆、盘、壶等;明器有陶俑、摇钱树、仓、灶、井、水田池塘、动物模型等;饰物有手镯、铜镜、带钩、耳铛等。另外还有五铢钱等金属货币随葬。这些都是很典型的汉式器物,形制的发展序列都和中原地区趋同,其中摇钱树是中原罕见的,但也并非土著器物,云南地区西汉前从未发现过,但四川地区却大量出土,巴蜀与滇池洱海地理相望,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例证很多,陶俑间风格的相似就是一例,摇钱树的出现也应该归于两地间的交流。梁堆墓里的殉葬品里只有很少的器物上流露出地方特色,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中出土的一对汉式提梁壶,盖上饰一孔雀。滇池地区古盛产孔雀,这种装饰应该与地方有关。东汉初年的鸡窝院子汉墓中出土的径6cm的银环,在土著墓常常中发现类似的铜环。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种类与演变上看,梁堆墓表现出的是很成熟和纯粹的汉文化因素,与当地的土著文化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联系。为了具体阐述这种现象的出现过程,本文对梁堆墓之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作一次简单的梳理。

二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

云南地区春秋至前汉,当地土著文化大约可以归为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洱海区域的昆明遗存、滇西北的石棺墓文化和大石墓文化等几大类。西汉以前这些文化区都显示着极为浓厚的民族特色,从战国时期开始,这些土著的墓葬中就开始出现了汉文化的因素。

战国中晚期,土著墓葬中出现了铁器,开始只是从中原买进原料,铸成形制还是土著风格,如宁蒗县大兴镇墓葬填土中出土的铜柄铁剑。后来则使用铁铸造完整的兵器、农具和装饰品等,除了铁的使用外,生活用具里也开始吸收了汉文化因素:壶在土著墓葬中很少见出土,呈贡天子庙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的滇墓里出土两类型的壶,I型平底,底有叶脉纹。II型鼓腹圈足。云南弥渡苴力古墓中出土有底部刻画叶脉纹的陶碗,这种独特的文饰可以证明I型壶的地方特色,但是II型壶却和中原地区的圈足壶等类,这样的圈足壶在中原乃及楚地都是常见的,但是在云南土著墓葬中却几乎看不到,晋宁石寨山只有9号墓出土一个汉式带盖铺首圈足壶,此墓器物组合为双耳圈足器、盒、壶,每种器物各两件,这样的组合不见于石寨山的其他墓葬,时代推定为西汉晚期,应该是汉文化为主的墓葬。大兴镇的II型圈足壶从器形和器类上都和汉式靠拢,可以归为汉文化的因素。壶以外,还有出有环首刀这种典型的汉式兵器,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的西壁下层绘汉族与土著民族的部曲形象里,汉族部曲都手持环首铁刀,土著部曲却无人拿这种兵刃,可以说明这种兵器鲜明的族属特征。小型装饰物里也出现了铜镜、带钩。秦及西汉以后,墓葬中的汉文化因素里还出现了半两、五铢钱。

以石寨山墓群举例,可以具体说明一下这种汉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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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是滇族文化的代表,据第二次发掘结果,全部20座墓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代表着早、中、晚三个时段。I型墓上限在西汉初叶或更早一些。下限在文帝五年以前,随葬品中铜器所占比例最大,没有金器,铁器极少,几乎没有出现和汉族有关的器物。II型墓在文帝五年与武帝元狩五年之间,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尊、壶、葫芦笙不再出现,铁斧和铁剑开始出现,并发现有内地输入的汉式铜镜。III型墓时代在西汉中晚期,墓中出土了西汉五铢,同时也发现了汉式的铜镜、弦纹锺、洗、耳杯、带钩、熏炉等。IV型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叶,这型墓中铜器数量锐减,五铢钱仍有出现,晚期石寨山的墓葬土著风格已经很不明显,其墓葬主人的族属也难以断定是汉化的滇人还是滇化的汉人。

从石寨山墓群的演变来看,西汉晚期以前土著居民对来自于北方的物质文化的接受是循序渐进的,接受的同时也保留着独特的民族特色。但是到了西汉晚期就开始出迅速衰落,到了东汉时期,发达的土著青铜文化就基本上被北下的汉朝铁器文化取代了,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处的滇文化以及洱海区域等地的土著文化也都表现出与石寨山同样的发展趋势,考自汉武帝在南中设郡之后,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反叛就一直未断,反叛之频繁与激烈都是少见的,因此推测这一地区的土著文化呈现的不自然的迅速衰落状态,可能与汉朝在政治或文化方面对其执行的某些强硬手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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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地区西汉中期就陆续住进了大量的汉移民,这些移民是早期开发西南夷的创业者,后来形成的部分南中大姓也来源于他们,他们的墓葬体现出了梁堆墓形成之前的汉夷文化的相互关系。

距离昭通不远的贵州赫章可乐山分布着西汉时驻扎当地的汉族屯守官兵以及一个与夜郎国有关的土著氏族的墓葬群。正好可以说明一些早期汉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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