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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简“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借鉴与创新

[作者:张旭华]  [2009/7/28]
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大批吴简,是三国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虽然目前有关吴简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克成大功尚须时日,但从《文物》1999年第5期发表的王素、宋少华、罗新诸先生合著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以下简称《新收获》)一文中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已为我们探讨东吴的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据《新收获》介绍,在业已整理出的长沙走马楼简牍中,有不少关于户税、户调制度方面的材料。其中,东吴户税分三品收钱,户调分九品收物的内容,尤其引人瞩目。文章列举户分三品有九简,户分九品有二简,兹择取前九简中的三简并后二简抄录如下:

其二户上品  (12—5324)

其九户中品  (12—5433)

右廿六户下品  (4—1290)

其八十四户下品之下  (12—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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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女户下品之下不任调  (10—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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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调二简中的“下品之下”,乃是指九品第等中的“下下”而言,也就是第九品。而“不任调”之“调”,则是指的“户调”。所调之物据文章所引吴简有“调布一匹”、“调麻一匹”以及“调鹿皮”、“调麂皮”等等。可见东吴征收赋税,确有户分三品与户分九品之类分。据《新收获》一文作者解释说,上述简文之所以出现户分三品与户分九品两种情况,“存在这种可能:当时征收与户等有关的赋税,根据税种存在两种标准:户税根据旧标准(即所谓‘故户’),分三品收钱;户调根据新标准,分九品收物。”因此,“户分三品属旧制,是为户税而设;户分九品属新制,是为户调而设。二者没有矛盾”。另外,文章在谈到户分三品时还作一注释,释文说:“按:又有‘右凡六亩下品口’(4-1238)简。似乎当时田亩与户一样,亦分上、中、下三品。”

上述吴简,无疑是研究东吴赋税制度史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但就当时户税分三品收钱和户调分九品收物而言,前者明显有其历史源渊,是对东汉旧制的承袭,后者极可能是综合曹魏的户调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并将九品论人之法嫁接于户调制度而来。由于《新收获》一文披露的相关简牍材料甚少,而文章作者对此又未展开论述,故略撰此文,并提出一些推测性的意见。

东吴户税分三品征收,以及田亩亦分上、中、下三品的作法,乃是沿袭东汉旧制,并非东吴始创。据高敏先生研究,早在东汉逐步改口钱、算赋的货币征收为实物征收的过程中,就已出现了按户征收的作法。[1](P458)而要按户征收,就需要评定民户的贫富等级,亦即“评赀”以确定户等。《续汉书·百官志》载乡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说明东汉乡啬夫要根据民户贫富的不同,“平其差品”,以确定其户等品级与纳赋多少。又《后汉书·刘平传》载其“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感怀,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也反映出计算户赀与赋税征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迄至汉末,仍是如此。《三国志·魏书·曹洪传》注引《魏略》云:“太祖(曹操)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家耶!”按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为司空,建安十三年(208年)任丞相,其任司空长达13年之久。这表明汉末之时依然实行评赀确定户等之制,而且是与“每岁调发”同时进行的。据《文物》1999年第5期发表的《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称:“简牍所记年号目前发现最早的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最晚的为吴孙权嘉禾六年(237年)。”则东吴初年实行的户税分三品征收之制,显然是沿袭东汉早已实行的评赀确定户等之制而来。并且,在出土的“右某家”及“凡口”云云吴简中,其下几乎都有“訾”多少的记载。《新收获》一文认为:“訾”可能就是“赀”的通假,“赀”为户税,又称“户赀”。其说可从。此外,东汉在实行“平差户品”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把田亩按其肥瘠分为三品的作法。《后汉书·彭秦传》载其东汉初为山阳太守,就曾把其境内的稻田,“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专立文书,藏之乡县”。因此,东吴户税分三品征收,以及田亩亦分上、中、下三品的作法,均系承袭东汉旧制而来,即有其历史源渊。

然而,就户调之制而言,东吴户分九品收物的作法,则明显缺乏可资借鉴的历史依据。这不仅因为汉代的赋税制度主要有田租、算赋、口赋等项,而无户调,还因为依照传统看法,西晋在平吴之后颁行的“户调之式”,是最早采用“九品相通”征收方式的。因此,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征收,显然不是对汉代旧制的沿袭与继承。那么,东吴户调分九品收物,究竟是东吴在税制方面的标新立异之举,抑或是对三国初年的现行制度有所借鉴呢?我以为答案可于后者寻之。换言之,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应是借鉴并综合曹魏的户调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变革和创新而来,并非偶然。

如众所知,户调制度是曹魏始创的一种新制,为汉代税制所无。而曹魏户调制的创立,又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据《三国志·魏书·赵俨传》载,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南侵,阳安郡都尉李通曾“急录”绵绢一类“户调”,以供军需。则按户征收绵绢之制,早在建安五年即已实行。又同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平定冀州并下令云:“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是曹操在平定冀州之后,又将户调之制进一步推广并加以制度化。唐长孺先生曾据此指出,户调制“乃先行于兖、豫而后推行于冀州,并非平冀州后始创”。[2](P60)其说甚是。曹魏创立的户调制,一方面适应了汉末战乱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对两汉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另一方面也对三国初年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曹魏实行的户调制与其推行的屯田制一样,不仅是曹操集团为了确保粮食供给、增加赋税收入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而且也为其逐步翦灭群雄、统一北方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因为户调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处于同样的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并力图雄据江东、偏安一隅的孙吴政权来说,自然也有学习和借鉴曹魏的成功经验,并把曹魏的户调制移植于江南,藉以增强自己的赋税收入和物质力量之必要。纵观孙吴初年不仅在江南地区推行了屯田制度,而且也采用了曹魏的户调制度,就是对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而长沙走马楼简牍中有关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简文,正是对东吴时期实行户调制的一个力证。

不过,东吴虽然实行了户调制,但其将户等区分为九品的作法,却与魏制迥异,而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因为前著曹魏的田租、户调制度唯有“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等寥寥数语,全然不见户调分为九品征收的痕迹。另外,以往学术界认为,西晋在平吴之后颁行的户调之式,是最早采用“九品相通”原则的,后来北魏户调实行“九品混通”也是渊源于此。但是据《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载西晋户调式云;“绢户二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二户三匹(“二”字为衍文),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这里既然提到“自如旧制”,可知在西晋颁布户调式之前,已有一个“九品相通”的“旧制”存在。只是这一“旧制”究系那一朝的“旧制”,由于史书缺载,前人已无从考知其详。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新收获》一文尝据此推论说:“我们已知吴国户调也分‘九品’,又知西晋‘制户调之式’正在‘平吴之后’,那么,是否可以推测西晋户调‘九品相通’,其中户分九等,含有吴国的户调内容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应该说,《新收获》一文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并有其依据。但问题是,如果说西晋采用“九品相通”的原则是沿袭东吴之制而来,那么,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又是借鉴于何种制度而来,抑或就是东吴独创的一种新制呢?窃意以为,如果我们把东吴时期曾经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一事实也纳入视野,并把二者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话,则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征收的作法,当是借鉴于九品中正制度而来,亦即将九品论人之法嫁接于户调制度之上,从而在借鉴魏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异和创新。

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是曹魏始创的选官制度。三国时期,建立于江左的东吴政权也曾仿效魏制,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依据史传,在孙权称帝前后的黄武(222-229年)至嘉禾年问(232-238年),东吴的中正组织已初步建立,并分为州、郡两级。其异于曹魏者,唯“州都”一职最初称为“大公平”,后来也改称大中正。据《三国志·吴书·潘濬传》注引《襄阳记》: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濬子)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曰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按《吴书·潘濬传》,濬卒于赤乌二年(239年)。如果他在世时预言习温“当为州里议主”,即荆州大公平,那么,东吴设置大公平的时间必在赤乌以前,亦即在孙权嘉禾年间。此外,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记述其父葛悌仕吴曾任丹杨郡中正,及吴亡仕晋,又任扬州大中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吴九真太守谷朗碑》载谷朗于孙休永安年间(258-264年)任桂阳郡中正,及孙皓元兴至宝鼎年间(264-268年),又为荆州大中正。这表明东吴的中正制度确实是仿效魏制,且其制肇始于孙权,历孙亮、孙休、孙皓相沿不废,与东吴王朝相始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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