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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王 素]  [2009/7/28]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自1996年10月17日被发现,到现在已经七年了。这七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这批吴简来说,却经历了新闻报道、内容披露、探讨开始、资料公布、研究深入等若干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一些热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作为20世纪之末、21世纪之初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对其进行回顾,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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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早期探讨

走马楼三国吴简被发现后,新闻媒体最早报道其事,是1996年12月15日的《长沙晚报》[1]。之后,国内外报刊、电台、电视台竞相采访、报导,成为岁末年初的一个热点[2]。而作为专家介绍,国内则始于胡平生、宋少华联名撰写的《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3],日本则始于市来弘志撰写的《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牍について》[4]。前文首次披露了1枚木牍(即《录事掾潘琬白为考实吏许迪割用余米事》)和5枚木简(均属“嘉禾吏民田家莂”)的图版,还披露了“长沙安平史陈沫再拜”等简牍的释文;后文根据国内的报导和介绍,对这些新材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评述。国内外学术界得以管窥吴简面目,可以说以此为滥觞。不久,胡平生、宋少华又在本文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简牍的释文,撰写了《长沙走马楼简牍概述》,在大陆、台湾、日本同时发表[5],使吴简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其间,胡平生还用自问自答的形式,个人撰写《细说长沙走马楼简牍》一文[6],对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这批简牍的出土、数量、意义及保护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胡平生的研究领域是文献而非历史,研究断代是先秦两汉而非魏晋南北朝,也埋下了日后争鸣的种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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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吴简的内容通过不同渠道继续得到披露[8]。其中,李长林的《长沙孙吴简牍考古大发现》[9],宋少华、何旭红的《嘉禾一井传千古》[10],以及宋少华个人的《大音希声》[11]、《本世纪末的惊人发现》[12],还有刘正成的《钟繇与长沙吴简说》[13],分别从介绍发掘经过和介绍书法价值的角度,披露了很多极为重要的简牍的图版和释文,促进了吴简研究的开展。虽然,作为专家研究,方北辰的《孙吴“旱丘男子”木简文献价值补说》[14]、陈先枢的《长沙走马楼吴简的文献价值》[15],已经开了先声。但作为直接参与吴简整理的专家研究,则仍始于胡平生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16],以及与之意见相左的王素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17]。前文对吴简中的三枚木牍进行了考证及解说,分别定名为《考实文书》、《举荐版》、《案查文书》;后文则对这三枚木牍进行了新的探讨,分别重新定名为《录事掾潘琬白为考实吏许迪割用余米事》、《右郎中窦通举谢达为私学文书》、《劝农掾番琬白为吏陈晶举番倚为私学事》。此后,胡平生又撰写了《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三篇进行答辩[18],王素也回应了三篇文章对“札记”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申说[19]。这场争鸣是当时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不仅受到各方关注,也进一步扩大了吴简的影响。

在《嘉禾吏民田家莂》出版之前,吴简内容的最大的一次披露,是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20]和王素、宋少华、罗新应整理组要求联名撰写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21]及其姊妹篇《新出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简介》[22]。其中,“新收获”一文,主要介绍1998年5月~1999年5月王素、罗新等在长沙整理的竹简的内容。此前,有关文章披露的主要都是吴简中的木牍和木简(即“嘉禾吏民田家莂”)的内容,至此,吴简中的竹简的内容也为学术界所知了。“发掘简报”和“新收获”的发表,不仅使吴简研究向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而且使吴简研究由整理组扩大到了学术界。侯旭东发表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补正》[23],对吴简中部分疑难字词的释文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敏发表的《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24],对整个吴简的定名,以及其中竹简的纪年与所涉及的口钱、算赋、户调制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附带提一下:在《嘉禾吏民田家莂》出版前后,吴简中的木牍和竹简的内容还续有披露。其中,披露较多的,主要有罗新的《吴简报告》和伊藤敏雄的《长沙走马楼简牍调查见闻记》[25]。“报告”由罗新1998年5月21日~1999年5月29日从长沙发往北京朋友的23封信件(E-mail)构成,主要记录整理竹简时对一些竹简内容的感想和心得。但由于发表于“象牙塔”网站的“吴简研究”网页,没有上网的研究者较难见到。“见闻记”主要为伊藤敏雄2000年3月16日~2000年7月15日在北京大学参加吴简研讨班和在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作业室、长沙市博物馆展览厅、长沙市平和堂“长沙故城古井群遗址出土文物展”参观(5月21日~5月25日)的见闻记录。但由于发表时间不长,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此外还有:前引胡平生的《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曾披露了1枚后经王素定名为《监下关清公掾张闿举周基为私学弟子文书》的木牍,罗新的《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也曾披露了1枚记有“中平二年”纪年的竹简及一些其它内容的竹简[26]。这1枚木牍和一些竹简,由于意义较为重要,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二、《嘉禾吏民田家莂》及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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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1卷《嘉禾吏民田家莂》,正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27]。包括《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28]在内的《嘉禾吏民田家莂》的出版,是学术界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界的一件大事[29]。尽管有关“嘉禾吏民田家莂”的专门探讨,在此之前就已开始,如邱东联曾撰《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佃田租税简》[30]和《长沙走马楼佃田租税简的初步研究》[31]二文,但真正的专门研究,却是从《嘉禾吏民田家莂》正式出版后才陆续展开。在此,拟按时间先后,先将主要研究情况介绍如下。

(一)高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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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作为资深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及经济史研究专家,对吴简尤其是其中“嘉禾吏民田家莂”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撰写过八篇有关吴简的论文。其中,仅一篇属于竹简探讨,已见前述。另七篇则都属于“吏民田家莂”研究。

第一篇为《论《吏民田家莂》的契约与凭证二重性及其意义》[32],主要认为“田家莂”实际具有土地租佃契约和官府收受吏民租、税、布、钱凭证或收据的双重性质。

第二篇为《《吏民田家莂》中所见“余力田”、“常限”田等名称的涵义试析》[33],认为“田家莂”所见“余力田”指“二年常限”之外、租率低于“二年常限”的一种熟田(不是荒地),“火种田”应指宜于采用火耕方法的一种旱田,“余力火种田”则与“余力田”和“火种田”均有区别,“二年常限”指按亩固定收取税米、布、钱的数量在二年之内不变动的田,还对“租田”、“租米”的含义进行了解说。

第三篇为《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和“复民”质疑》[34],认为“田家莂”所见“士”受到“依书不收钱布”等优待,应指当时从北方南徙的读书人及其后代;“复民”则没有受到多少优待,显然不是史书所记“复人”,与史书所记“复田”亦无关系。

第四篇为《从嘉禾年间《吏民田家莂》看长沙郡一带的民情风俗与社会经济状况》[35],认为“田家莂”所见“丘”就是“里”,汉代乡、里组织在吴国长沙郡变成了乡、丘组织;并对当时妇女为户主、妇女多以“妾”为名、单名之风盛行、姓氏的庞杂与特征、社会经济与生产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看法。

第五篇为《关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州吏”问题的剖析——兼论嘉禾五年改革及其效果》[36],认为嘉禾四年“田家莂”所见“州吏”在佃田等方面受到优惠,具有不同于其它租田者的五大特征,嘉禾五年“田家莂”所见“州吏”则不具备这种特殊身份,与其它租田者趋于同化,同时“库吏”、“仓吏”人数增加,反映嘉禾五年的改革使租佃制度得到发展,租佃土地的地区扩大,租佃者的数量增加,仓库的管理也大为加强。

第六篇为《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状况看吏役制的形成与演变》[37],认为“田家莂”所见州吏、郡吏、县吏、军吏等“诸吏”,已是一种特殊的服役者的名称,他们不仅耕种“公田”,还担任其它职役(如充当仓吏、库吏、尚书吏、田户曹史等),并且已有专门的“吏籍”,说明“吏役制”在当时已基本形成。

第七篇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释文注释补正》[38],指出“田家莂”的释文注释存在漏注或因校勘不慎造成的误注,共有60余条,并逐一予以补充和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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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敏的公子高凯也撰写过三篇论文:一篇为《从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莂》看孙吴时期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39],一篇为《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40],一篇为《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41],对“田家莂”所见吏民起名特点(如以“客”为名等)、婚姻关系及男女比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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