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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化起源及相关问题再探讨

[作者:滕铭予]  [2009/8/11]
本文所论秦文化,就其命名和界定的原则与史前以及商周时期的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并无区别,亦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组具有自身特点的人类活动遗存,由于这样一组遗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秦”有关,而用文献记载中的族名或国名为与这个族群或国家有关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亦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通例。尽管将文献记载中的族群与实际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是一件非常复杂而又极难操作的事情,但在先秦考古学中对秦文化的界定已基本取得共识。所以本文所涉及的秦文化,即是作者以往所表述的,为史载的“嬴秦一族”在建立秦国前、建立秦国后以及到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这一历史时期内,在其活动所至范围里,创造、使用、遗留至今并已被科学的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古代遗存。

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最早虽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台11座屈肢葬墓,但对于秦文化的起源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八十年代初,始有考古学者涉及对秦文化渊源的探索,大多研究者着眼于东周时期秦墓中所特有的洞室墓、屈肢葬和铲脚袋足鬲等与中原地区迥然有异的文化特征,将其视为秦文化与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天然联系,提出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八十年代中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确认的“西周时期”秦文化遗存,由于其表现出与关中地区西周文化的相似性,又有研究者指出秦文化是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还有研究者结合古文字、文献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古文字中的“”即为秦族或其一支,在周原地区发现的商代后期扶风壹家堡类型文化即为“”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亦即商时期的秦文化。毛家坪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认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为探索秦文化起源提供了一个更早、更可靠的基点,并使大多数研究者把追溯秦文化起源的目光指向了东方。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即早期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对秦文化起源以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而不涉及该遗址东周时期的遗存。



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于四十年代后期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进行的调查;五十年代甘肃省文物工作部门对全省进行的文物古迹普查工作中,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1982年和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并将其中的A组遗存认定为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两部分,共发现灰坑37个,房址2个,鬲棺葬4组,土坑墓22座。

赵化成先生在《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下文简称《报告》)和《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下文简称《探索》)中,都对甘谷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和绝对年代的推定,其居址和墓葬分期的对应关系及绝对年代如表一。

表一甘谷毛家坪遗址居址及墓葬分期对应表

居址(含鬲棺葬)墓葬(含居址内土坑墓)绝对年代

一期1段(④B、H29、H36)*缺西周早期

二期

2段(H31、LM7)

一期1段(M1、M2、M6、

M10)

西周中期

2段(M4)

3段(④A)二期3段(TM5、M3、M9)

M9)西周晚期

三期

4段(H19、H21、H27、LM6)

三期4段(M14)

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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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M8、M11、M12)

四期6段(M5、TM9、TM10)

五期7段(M6、M7、M17、

M19、M20)

四期5段(③、LM4)8段(M13、M18)战国早期(或可晚至战国中期)

6段(H2、82H1)缺战国晚期

据《探索》中对居址的分期,原属于第一期第1段的还有H32、H33;属于第二期的还有H30、H35;属于第三期第4段的共有③层下的17个灰坑(未注明灰坑号),其出土的陶片相近,复原器较少;属于第四期第5段的还有LM3;属于第四期第6段的单位还有H3。表中所列仅为在《报告》中发表有器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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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毛家坪遗址秦文化遗存的居址和墓葬所作的分期在逻辑序列上是正确的,遗址中东周时期的遗存与关中地区的秦文化几无区别,由于以往的秦文化研究多集中于东周时期,所以在此基础上对该遗址东周时期遗存年代的认定也是可靠的。只是被认定为“西周时期”的诸遗存中,个别单位的年代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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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归居址第一期第1段的④B层和H29,是目前所确认的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因此对其年代的推定于讨论秦文化的起源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和《探索》将其与沣西西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年代大体相当,为西周早期。但若把二地的同类陶器进行形制上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形态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八十年代中期,扶风壹家堡、武功郑家坡等商代遗存的发现,则提供了可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进行对比的更理想的资料(图一)。

如图一所示,毛家坪T1④B:29(图一,6),小口,最大腹径偏下,整体瘦长,与壹家堡遗址四期5段所出的B型鬲T31③:86(图一,11)形态接近,只是后者足跟略长;毛家坪H29:1、T1④B:1(图一,4、5)形态相近,均为长体筒状,宽沿外侈,腹部平缓,绳纹细而乱,壹家堡遗址四期5段所出的T31③G:59(图一,10)以及与壹家堡遗址四期年代相当的武功郑家坡遗址晚期所出的H4:34(图一,9),虽下部有残,但从其上部形态观察,与毛家坪T1④B:1、H29:1几多相近之处,而且这种长筒状、腹部平缓的瘪裆陶鬲,在郑家坡遗址中并不少见,在其早、中期遗存中亦有出现,如H2:5、H9:16(图一,13、14)等。毛家坪遗址出土的绳纹盆T3④B:4(图一,7),深腹,其器高与最大径之比接近1,为0.97,口微折,肩部折曲,肩以下饰绳纹,亦与壹家堡四期5段之T31③C:49(图一,12)相近。而《报告》和《探索》中在确定年代时与之进行比较的沣西遗址属西周早期的H301Ⅲ式鬲(图一,2)和T174:4AⅣ式鬲,整体稍矮,腹部亦较圆鼓,更近于在天水董家坪遗址采集到的同类型陶鬲(图一,1),而H201Ⅱ式尊(实为绳纹盆,图一,3),腹部稍浅,其器高与最大径之比为0.81。若考虑到此后西周时期的陶鬲大都表现出由高到矮,盆亦由深腹到浅腹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应该是表现出了较早的特征。另毛家坪出土的圆腹罐T1④B:22(图一,8),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其应属于巴蜀文化因素,但相类的器物在壹家堡遗址一期中与商文化的假腹簋(图一,16、15)共存,亦从另一角度说明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的年代较早。由此已发表的毛家坪一期秦文化遗存的陶器均可在壹家堡遗址晚期阶段甚至更早的遗存中以及与之年代相当的郑家坡遗址晚期遗存中找到形态相似者,其年代亦应相当。

已有研究者指出,壹家堡遗址四期遗存与郑家坡遗址晚期遗存年代相当,大体在殷墟文化四期前后;其文化性质亦与之相同,目前多将这一类遗存称为郑家坡类型,是商代晚期的先周文化。



先周文化这一概念自6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编写商周考古教材时提出后,一直是商周考古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对先周文化的内涵、来源、分期、年代等问题直到现在尚有诸多不同的看法。但分布于关中地区的郑家坡类型是先周文化,其晚期阶段年代大体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基本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如前所述以毛家坪遗址④B和H29为代表的秦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年代基本同于郑家坡类型晚期阶段,因此了解关中地区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的分布格局及结构,应是探索早期秦文化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所了解的郑家坡类型晚期遗存主要分布在西到宝鸡地区,东至沣镐地区的范围里,为研究者所瞩目并具代表性的遗址有: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扶风北吕、壹家堡、岐山贺家村、武功郑家坡、黄家河、岸底、丰镐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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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宝鸡斗鸡台

斗鸡台墓地发掘于三十年代,有15座墓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全部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腰坑,南北向,均直肢葬,随葬陶器或一鬲一罐,或仅一鬲、仅一罐,除K4所出陶鬲为高领乳状袋足鬲外,其余均为联裆鬲。从K区内还有K7、K9等随葬联裆鬲的墓葬来看,可知在斗鸡台墓地,至少在K区里,随葬乳状袋足鬲和随葬联裆鬲的墓葬是同时存在的。目前不了解与斗鸡台墓地同时期的居址的文化面貌,但从墓地中随葬二种陶鬲的墓葬共处的现象可以推定,在居址中亦是乳状袋足鬲和联裆鬲二种文化因素共存。

2、凤翔西村

凤翔西村墓地共发掘先周中期到西周中期的墓葬210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或口底同大,或口大底小,有熟土二层台,未见有腰坑,均为直肢葬。60%左右的墓仅随葬一件陶鬲,37%左右的墓葬随葬一鬲一罐,另有少量的墓仅随葬一件陶罐或共出有簋。其中年代属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的墓葬中,79M44、M45、M50、M69、M76、80M2、M18、M83、M87、M131、M147、M148等12座墓出土斗鸡台类型乳状袋足鬲,虽然有二、三座相对集中的现象,但从整体看,这些墓基本散见于墓地各处。没有发现与该墓地同时期的居址,不过由于墓地中随葬二种不同类型陶鬲的墓交错分布,居址中亦应是二种文化因素共存。

3、扶风北吕

北吕墓地包括北吕村北部的北山、东山、窑院三个地点,共发掘出先周到西周中晚期的墓葬28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大部分墓口底相等,少数口小底大,多有熟土二层台,没有发现腰坑,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其中42%的墓随葬陶器为一鬲,33%的墓随葬一鬲一罐,4%的墓随葬一罐,另有少量墓共出有尊、簋和盂。北吕墓地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墓葬中,仅有BM21随葬一件属于斗鸡台类型的乳状袋足鬲,并共出有尊、盂各1件,其余各墓所出陶鬲均为联裆鬲,共出的陶器有折肩罐和肩部有弦纹的圆肩罐。因原简报未发表各地点的墓葬分布图,因而不能确知BM21在墓地内的确切位置,及与其他墓葬之间在平面上的关系。但从简报所述该墓位于“北山墓地最西”,至少可以确认BM21不是杂处于随葬联裆鬲的墓葬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吕墓地应是一处表现出较单纯文化面貌的墓地。

4、扶风壹家堡

壹家堡遗址包括居址、窑场和墓地几个部分,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发掘所获资料主要是来自居址。原报告将壹家堡遗址分为四期,并认为其中第二期和第四期遗存属郑家坡类型。第四期遗存包括4、5、6三段,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末到殷墟文化四期,即商王文丁到帝乙时期。据孙华《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一文,在壹家堡遗址四期遗存中,占主导地位的为郑家坡类型文化因素,同时共存有其他一些文化因素,如双耳乳状袋足鬲(H21:7)为典型的刘家文化因素,而三足蛋形瓮(T31③:41)、素面圆肩罐(T31③B:47)、素面折肩盆(T31③A:44)等,则或许是来自陕北、河套地区的古代文化因素。

5、岐山贺家村

贺家村墓地自五十年代以来已经过多次发掘,其中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到商周之际或西周初年的墓葬主要有1963年发掘的54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大多口小底大,或口底相等,个别口大底小,多有熟土二层台,墓底无腰坑,均为直肢葬。随葬陶器以鬲、罐为主,仅个别墓出有壶、缶、瓮等。随葬的陶鬲中有20%左右为高领乳袋足鬲,其余均为联裆鬲。从墓葬的平面分布观察,随葬乳状袋足鬲的墓散见于墓地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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