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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非良将论

[作者:牛建敏]  [2009/11/30]
内容提要:李广作为司马迁心目中的良将,其将才和为人被司马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后世很多人便也附会司马迁之说,认为李广的将才比肩张良、韩信。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李广既无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将之才,更无韩信“连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的大将之才。治军疏怠、行军无方、轻进求战足以看出他无大将之才;坑杀降卒、擅杀他将、不听节制更是显出他的寡仁少德。何况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更是历经汉匈五次大战。机会可谓不少。然而李广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可见他的“不封”实在是因自身能力不及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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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广;无大将之才;非仁德之将;非不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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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而在其最有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方面,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叙事和刻画人物的技巧,运用神来之笔成就其一家之言。在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评论中,司马迁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生遭遇,面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兴衰成败,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其价值观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后人对其传记中所叙及的主人公的看法及评价,《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李广“难封”这一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评述的焦点,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是在肯定李广悲剧形象的前提下,就李广“难封”的原因作一些探讨,虽然他们所侧重的角度不同,但又无一例外地把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制度的不合理和汉武帝对李广的打压与迫害;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李广“难封”不是悲剧,而是李广自身能力不及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在其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并未就李广治军、行军、用兵上的欠缺做深入的探讨,更没有从一个良将所应必备的素质全面分析李广,仅仅简单地以汉匈战争中李广的成败来论述,这样的论证则显得有些不力,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李广。

1.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原因

司马迁以赞颂的激情、错综变化的笔法,围绕着精于骑射,勇敢作战;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凡三个特点,通过三个完整生动的战斗场面,为人们刻画出李广这样一个作者心目中的一代名将形象;在传中,李广俨然一位天才型将领。司马迁自为李陵之事辩解而遭受宫刑之后,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给其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围绕一个“辱”字倾其满腔悲愤,陈述著书雪耻之志。诚如鲁迅所言:“况发愤激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因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1]”“意旨自激”难免会渗入个人的情感意识,借《史记》以泄其怨愤;“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一语更是道出了司马迁在评述《史记》中的人物时,深受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使得有些篇目文笔多于史笔。在《李将军列传》一文中,作者对于李广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对于李广的为人更是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评价,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直接导源于司马迁的悲剧和他强烈的悲悯情结。

2.关于“李广难封”问题的一些评述

“难封”使得司马迁为李广深鸣不平,更使得唐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道出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文人骚客为此扼腕叹息,借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哀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后世有些学者更是把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军功制的不合理和汉武帝重用外戚、打压贤士的用人政策。在此,我想有必要做一澄清。

军功奖励制度早在商鞅在秦变法时就已实行,而到了汉代,军功奖励制度更加的完备,对于军功候的取得标准也有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和明确的规定,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后人根据历史资料总结出来的汉武帝时军功侯的取得标准:其一,捕获敌军王、相、将军、阏氏等;其二,斩敌千级以上(注:如果己方损失太大也不封侯);其三,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其四,父亲在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死,儿子可获封侯[2]。

汉初,统治者推行与民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面对匈奴的抢掠更是奉行以和亲换安宁的绥靖政策;然而和亲政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除边患,保证国家的安全;相反,由于汉初绥靖政策的影响,到了汉武帝时,匈奴的抢掠更加的放肆,严重地危及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倾轧,后宫、外戚专权,弊政连连。面对内忧外患,汉武帝采取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以期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思想激励早已无心政事、战事的军民,消除外患,振兴大汉,以实现民族的大一统。汉武帝时的军功奖励制便应运而生。因此上,军功制的设立是应时代所需,战争所需;军功制激励大汉几百万勇士拼战疆场,奋勇杀敌,其积极的作用不言而喻;军功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合理性理应由其对社会及战争产生的积极意义来决定,而不应以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来决定。正如商鞅所言:“劳大着禄其厚,功多着其爵尊”。军人按军功来决定其奖惩无可厚非;更何况,军功制作为一种制度,对于个人的封侯来说,只是一种外因,它并不能起决定的作用,而真正决定个人封侯的内因是其在军事上的成就。有些人因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而否定制度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

武帝用才,不拘一格。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求贤若渴,重用贤良才俊之士。在农本商末,视商人为末流的封建时代,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以商人身份被武帝重用,先后任命三人为大司农,改革弊政,制定战时兴利的经济政策;卜式以牧羊为生,因捐资助军而受武帝器重,位至三公;公孙弘东海牧猪,后竟白衣封侯;主父偃以布衣之身得以进谏,武帝爱其才一年四迁荣至中大夫;卫青霍去病虽为外戚,但其赫赫战功却非恩宠得来,而是靠个人卓绝的军事才能赢得。古人常讲:“举贤不避亲”,武帝不因亲避贤,惟才是用的做法不正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君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高贵品质吗?后人怎能因此而指陈武帝呢?诚然,武帝重用庸才李广利之流,但也是因统治的需要,君王治国不似小民理家,岂可因小过而掩大善呢?

至于李广,“武帝立,左右以为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3]李广至此,位列九卿。可见汉武帝对李广一开始就很器重。雁门之战“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顷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与是天子乃招拜广为右北平太守。”[4]汉武帝并未因李广雁门之败而弃用李广,仍是寄予厚望,加以重用;然李广刚一上任右北平太守,便假公济私,携权力之便擅杀霸陵尉。“霸陵”乃汉文帝陵。李广杀皇陵守护人,罪不可谓不大,即便如此,汉武帝还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后来,“石建卒,于是上招广代建为郎中令。[5]”对李广,汉武帝可谓恩宠有加,然而,汉武帝一次次的厚爱换来的却是李广一次次的失败。后世有些学者批评汉武帝“阴诫卫青,暗调李广”的做法,说他打压李广,致使李广连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也失去了。试问,一代雄主怎能因李广个人的封侯,而让一个屡战屡败的将军去充任一场对国家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的前锋呢?面对三朝老将李广的“固请”,汉武帝不忍当面拂他,为国民计,只能采取“阴诫卫青”的策略,对李广,汉武帝可谓仁至义尽,何来打压?倘若真要打压,以李广之罪,早已按律问斩,作为操生杀大权的帝王何必费如此周折?

古人常言:“时势造英雄”。李广所处之时,正当汉武帝极力武功之时,何况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然战绩乏善可陈;亲历汉匈五次大战,有的却是三次无功而返,两次全军覆没。汉武帝时,军功显著着尽得其封,纵然李蔡之无能,封侯亦因军功取得,时势既有,李广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足可见李广的遭遇,既非制度的不合理也非汉武帝的打压,实因自己非一良将。

3.李广非一良将

3.1.李广无大将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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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出身将门:“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6]”

李广精通骑射,“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7]”文帝之辞,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如陆游《赠刘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又如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岂足道哉!”都以为李广有封万户侯之才,只是生不逢时而已。李白则在《古风五十九》一诗中更是为李广深鸣不平:“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李白只道飞将苦战不赏,却不知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少有胜仗,有的只是个人骁勇之事,“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更是“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逞匹夫之勇,就连“飞将军”之名也是因雁门之战大败,为虏所生得后的逃生之名。

我们不妨来看看为后世传颂的“李广救中贵人”一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8]

后人常常称赞李广解鞍却敌的逃生之智,却不知身为一军之将,竟为逞匹夫之能,去军数十里,置大军于不顾而追三射雕人,本身就是大不智。倘若敌军突然来犯,军中无将,兵士岂不作鸟兽散?

兵法曰:“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9]”“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大军压境,中贵人竟纵马嬉戏,似此等目无军纪、扰乱军心之人,李广理应先救之以显其仁,后杀之以明其法,立其威。更何况“将以诛大为威,……刑上级,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10]”司马穰苴杀监军庄贾以立军威,孙子杀吴王宠姬以正军法,两人作法皆大将所为。而李广竟“去军数十里,……大军不知广所之”,李广为将可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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