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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隶书的继承和创新

[来源:艺术中国]  [2014/8/30]
书法的传统是前人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不断积累,是一种具有勃勃生机、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是历代优秀书法家和优秀作品的共通思想理念与规律法则。传统中的精华是每位习书者必须享受的营养,舍此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足以言书法。

书法的生命在于求变创新。求变的过程就是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创新推动了书法的发展,我们对传统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与形式,所以创新本身是对传统的一种延续,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发展。

一、继承与创新贯穿于隶书的发展

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就是继承和创新的历史,隶书发展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

战国至秦的“古隶”化篆书的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是对先秦已形成的正统的古文大篆形体的叛逆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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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写法。西汉中期以来,隶书脱去篆体而独立的形式完全形成。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已大不相同了。西汉中晚期定型化的“今隶”也是对“古隶”的整理、继承与创新。

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说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虚舟题跋》)。

魏晋南北朝是隶、楷嬗变交替的阶段,所以这时期的隶书拘谨、柔媚而乏汉隶之拙朴、雄迈气象。明代钟人杰辑的《性理会通》中有“汉隶之流为晋隶,则又专务姿媚以悦人,妍巧千状”之说。

唐隶以《熹平石经》等端庄平稳、中规入矩的隶书为其审美典范,同时继承了魏晋隶书的方笔,楷法意趣又渐融于隶,致使唐隶呈现出丰厚甜熟、面目单一及程式化的特点,虽有史惟则、蔡有邻韩择木等大家以隶书名世,但“诸作如出一人之手”。

宋代隶书继承唐人的隶书,但由于对汉碑研究很少,创新精神不够,无可观处。

元明之季,隶书寂寥,即如赵孟頫文徵明这样的大家,其隶书也只是取法唐人,成就平平。

直至清代,碑学之风兴盛,隶书异军突起,涌现出大批隶书名家,善隶者达三百余人。正如杨守敬所云:“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学书迩言》)清代隶书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隶书的传统,吸取了唐人的教训,以篆书的笔法写隶书,如邓石如以篆书入隶、赵之谦以魏碑入隶、伊秉绶以颜楷入隶、何绍基以行草入隶等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隶书出了新意。

二、当代隶书的继承和创新

(一)当代隶书继承的特点

当代隶书在继承上,既有深入传统,广泛吸纳古典精华,形成自己独特风貌的现象;又有不深入传统,盲目跟风,媚俗时尚,出现千人一面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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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传统,广泛吸纳古典精华

当代的隶书创作既有古代代代相传的名碑,又有新发现的简帛等最新资料,视野与前人迥异。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当代以隶书成名的书家:刘炳森先生深入研究《乙瑛碑》,在坚实的传统功力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用现代的审美意识并参以姊妹艺术的某些韵律和情趣,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当代中国书坛上独树一帜,世称“刘体隶书”。周俊杰先生以《褒斜道》为宗,生辣中时出新意,刚猛中寓以柔韧,深沉中富有跌宕,奇逸中兼具肃穆。刘文华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受其老师刘炳森先生的启蒙,攻汉隶近三十年,且在艺术“度”的把握上十分得体。他所写隶书虽早年主要来自《张迁》,但并未一味沉迷于此,而是广泛吸纳古典精华,从《张迁》到《礼器》、从《西狭》到《石门》、从《曹全》到诸摩崖,多年来一直沉醉于隶书经典作品之中。

我们这个时代的习书者有幸看到许多清人看不到的东西,如秦汉简书、新出土的碑刻、大量的民间文字等,因此当代人的艺术视野更广阔,思想也更活跃。

2.入古不深,跟风现象严重

当下隶书创作人数增加,隶书创作已形成几种明显的风格取向,隶书取法范围也有拓展,隶书创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隶书创作刮着史无前例的流行狂飙,弥漫着一股简单复制、阿谀逢迎的习气。在创作层面,其跟风主要表现在对章法、形式的照搬、硬套甚至抄袭上。书法家的个性则在流行书风之中被深深地湮没了。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刘炳森先生大量隶书字帖的出版,全国掀起了“炳森热”,很多人都模仿学习刘炳森的书法,展览中、碑匾上到处都是“刘体隶书”。近年来刘文华、张继的隶书被世人认可,于是翻开历届国展作品集,许多入展甚至获奖的隶书作品都有刘文华、张继的影子,面目惊人地相似。展览中的隶书还呈现出地域特点,像黑龙江、辽宁等地以何昌贵书法面貌为主,天津等地则以张建会书法面貌为主,四川以何应辉书法面貌为主。这种相似是当今社会快餐文化的产物,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一些人不愿艰苦努力、只想依靠自己对评委品味的把握来取得成功的投机心理。何以出现这种并不令人兴奋甚至让人遗憾的趋同景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刘正成在《展览效应与当代书法创作》一文中在肯定展览所带来的“笔法”“墨法”“章法”三方面积极转变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展览、评审的消极影响——趋同的产生,“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的存在,他决不复制自然,也不复制任何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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