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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人篆刻家的考察

[作者:孙向群]  [2007/2/5]
元代是中国篆刻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由于对这段历史中有关篆刻艺术的史实了解不够,导致某些文章出现结论性错误。特别是对元代文人篆刻家产生的时间的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在众说中以王冕在元末刻花乳石为起始的说法较为人们所认同。但是文人篆刻家既然早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了,而且王冕虽然活到了元末,但从他年龄来看不能强定其为元末人,而他刻花乳石为印的时间又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因此,元代的文人篆刻家的就不会迟到元末才有。由于文人用印的需求的普及和热衷于研究古代印章的的进一步深入,文人直接刻制印章的爱好也会一直沿续下来,不会突然中断。元代早期就应该有文人篆刻家的存在,只是不为我们所知而已,但不知道不等于没有,故此,笔者近来开始在一些文献中进行查找,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收获——文人篆刻家在元代各时期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受到时人重视的。

刘壎 《隐居通议》 卷十七《默庵铭》中记载了一位会篆刻的“默庵熊生”:

其后有熊生者,善篆刻图书而自号默庵。予友吴允文侍郎为作《默庵铭》,直以山谷之说概括为文,虽一时戏笔,而鎔意铸词,颇有巧致,且于印事甚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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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文死漳州且十年,丙戌六月熊默庵过我,诵旧诗,伧然为录于此。

刘壎(1240—1319)字起潜,号水云村,南丰人,官至延平路学教授。从文中“允文死漳州且十年丙戌六月”可知吴允文为‘熊生“作默庵铭”的时间当在元初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十年前,也就是至元十三年(1276)前。说明这位熊生是宋末元初人,并且于文中我们可以认定他当是读书之人。那位吴允文侍郎能以“山谷之说概括之”而

且能“于印事甚切”,说明他也是一位通晓篆刻之道的爱好者,。

在元人傅习 、孙存吾 编的《元风雅》 前集卷四中,有柳道传 的《题有源图卷后》诗一首:

官章文学范相同,摹印书并篆刻工。犹是古人传信息,雕虫元不在杨雄。

此诗似乎是柳道传题他人画作的诗,从题目中“有源”的词义上看,不象是画的主题,当是作者的名字。见此诗前记有柳道传《送临川谢有源赴闽医提领》诗一首:

一路青山荔子丛,华山西望粤西东。家风兰玉庭阶上,官事参苓薬笼中。鹢首去乗潮浪白,蛎房催荐酒醅红。福州自是炎蒸少,臈雪飞花落半空。

根据这首诗我们知道,这位被柳道传只记名没记姓的“有源”当姓谢,为临川人,曾在福建为官,是一位医官。根据吴澄 《吴文正集》卷二十八中有《赠谢有源序》

崇仁(江西南昌)三谢。其一曰野航先生。嘉定癸酉(宋宁宗嘉定六年 1213)乡贡。……翁之子寿文孙有原挟艺游士大夫之门。所至俱礼貌。有源之于野航从曾孙也。

根据柳氏死在至正二年(1342)来判断,谢有源先生应是位元中期的文人。如果柳道传和吴澄所记的是同一位人的话,那么至少说他有关篆刻之事也应发生在元代初年。谢氏极有可能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元代早期篆刻家。

但是对这首诗的题目是否正确,笔者提出质疑,因为按常规古人题他人书画的题目应该是“题某人某某图卷”,而且诗的主题也是围绕着书画的主题展开的。因此这首诗的题目不合规矩,而且诗的内容和绘画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评价谢有源先生的篆刻印章的。所以笔者怀疑《元风雅》在编入《四库全书》时,此题目在“图”后被抄书者漏抄了一个“书”字,本应是《题有源图书卷后》。

真是天助我也,近日笔者在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集部里读得“据高丽覆元刻本”的《皇元风雅》,见书中此诗题目正如笔者推测的一样,确为《题有源图书卷后》!这充分说明四库本的《皇元风雅》确实在编辑抄录时漏掉一个“书”。通过对这一史料的考证,我们完全可以毫无疑义地认定,这卷《有源图书卷》无疑是我们目前发现元代文人篆刻作品集。这也就是说,继宋人之后元代文人也有篆刻作品集出现。柳道传赞扬了谢有源在学习借鉴古印形式和书法篆刻方面都非常好,一句“犹是古人传信息”,使我们看到元代文人在印章创作方面,继承了宋代篆刻家上接优秀传统好的一面,在刻制印章的实践中,努力地去继承“古人传信息”。而所谓古人所传的“信息”,当是指先人依据客观规律所创立的印章形式特征,以及古代印章中自然流露出的独特审美意趣。

在程钜夫 的《雪楼集》 卷十五程氏《赠彭斯立序》中曰:

庐陵彭斯立,工篆刻,一日携所刻古印章者谒远斋。曰:“是可不朽”?予曰:“是可不朽乎”。……

庐陵为现在的江西吉安,彭斯立具体生平失考。从程钜夫序中的其他内容,我们得知彭斯立是位刻碑好手,他这次“谒远斋”之根本目的并不是想让程钜夫赞扬他刻的印章“是可不朽乎”,而是想借他自己刻的印章来向程氏证明“吾刻古帖可上拟阁帖本淳化”的刻碑工夫了得,主要目的则是想“得公手书所为文四五十篇归刻之”的。所以他带来的“所刻古印章”的印材,有很大可能是石质的。从程钜夫赞扬他刻的印章“是可不朽乎”,我们惊喜地发现,这段记载的主人公彭斯立情况和后来《珊瑚木难》里杨维桢等在“方寸铁志”里所赞扬的朱珪,是何等地相似。程钜夫生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序中称自己“且老懒不喜书”,看来他写这篇序时已届老年了。他死于元延祐五年(1318),这就说明象朱珪那样以刻碑为主兼工刻印章、且能符合文人审美要求的篆刻家,在元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再则,他所携“所刻古印章”是原石还是这些印的印花?这些拓片是收集成册还是零散的纸片?这让我们产生一些遐想:如果是印拓,那么不管是成册还是零散的纸片,都可视为文人留存作品的印谱,或者是用来方便交流和欣赏之用的印谱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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