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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中国特有的文化链

[2015/3/26]
书法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形式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名人名帖流传于世间,收藏者、鉴赏者在帖的前前后后留下的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使原帖叠加上愈来愈多的历史记忆,变为愈来愈长的长卷,代代因袭相传,构成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链。

以乾隆命名“三希堂”的“三希”之首《快雪时晴帖》为例:该帖本为王羲之的一纸便笺手札,纵23厘米,横14.9厘米,行书四行,28字。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快雪时晴帖》却是增长的长卷——后代收藏者、鉴赏者的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使其长度大大增加。

题跋款识、收藏印章等是由原帖衍生出来的,但当一纸数十字甚至只有数字的帖衍生为长卷,其原帖不仅是一件艺术品、一件文物,也以其题跋款识、收藏印章所记载的充满奇迹的传承过程,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由书写者(也可能是摹写者、仿写者)与收藏者、题跋者共同构建的文化链中,每一个传承环节都是值得珍视的历史片段。《快雪时晴帖》曾收藏于米芾的宝晋斋,入元内府后有赵孟頫“奉勅恭跋”的亲笔。米芾乃北宋大书画家、鉴藏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赵孟頫是宋元之交的书画大家、“赵体”书法的一代宗师,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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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无论《快雪时晴帖》真伪如何,它曾被米芾、赵孟頫这样的大家欣赏过、揣摩过,并留下了可见、可触、可感的印鉴或字迹,这已足以令后人珍惜而神往。《快雪》帖还曾留下许多与历史事件相联的记载和故事。每一段题跋、每一个印章都表明原帖传承过程中经历的驿站,牵连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

无论《快雪时晴帖》究竟是真迹还是摹本,但吸引了许多后世的名家在帖上题跋,这些题跋、印章大都是真迹,确实可贵

《快雪时晴帖》究竟是王羲之真迹还是后人摹本?如为摹本,其与真迹的相似度如何?该帖留下了诸多悬疑。穆棣先生归纳出真迹说、唐摹善本说、唐摹说、北宋以前旧摹说等四种,并着《〈快雪时晴帖〉中“达·芬奇密码”解读》。实际上,不惟《快雪》,哪一个由原帖及远远超出原帖篇幅的题跋款识组成的文化链不可以被视作藏有“达·芬奇密码”式的谜?穆棣从考鉴原帖题字“君倩”非唐宋鉴赏家梁秀,而从唐初之褚遂良入手,试图解开《快雪》之谜。

也有一些鉴赏家对原帖评价不高,如张伯驹指出:“《快雪时晴帖》为唐摹,且非唐摹中最佳者。”熊秉明甚至认为:“乾隆珍贵之至的《快雪时晴帖》就是这样一个相当拙劣的帖”,“这帖不但是假的,而且是颇坏的临本”,“‘快雪时晴’里第一个羲字的戈钩就很笨拙,‘力不次’三字最显得勉强描凑”。但熊秉明又对该帖的价值做了辨析:“在创作价值上是零;在欣赏价值上是个负数;在考据价值上尚可供参考。其唯一可取的是因有这摹本吸引了许多后世的名家在后面题跋,这些题跋、印章大都是真迹,确实可贵。”

前人书法借助纸质载体传承千年以上,本身就构成奇迹。与石、铜等载体相比,纸质载体的存留毕竟困难得多。乾隆于《快雪时晴帖》卷首题诗五首,其中一首为:“锦囊乐毅久成烟,老子西升只廓填。独有山阴候逘士,尚携海水历桑田。”历经千载风雨沧桑、改朝换代,历史记载中的许多人和事已无存留下来的实物作证,有物质作载体的文化遗产便格外珍贵。

乾隆的另一首题诗为:“赚得兰亭萧翼能,无过玉匣作昭陵。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脉而今见古朋。”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遗嘱以玉匣置放王羲之《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乾隆庆幸《快雪时晴帖》未遭同样命运,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他得到的《快雪帖》很有可能与传世的《兰亭序》同为摹本。“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脉而今见古朋”的庆幸竟使乾隆暂时放下帝王的威权,而将自己定位于“一脉而今”的文化链的续接者和传承者。

由帖及题跋款识、收藏印章共同构成了承载历史信息的文化链,生动显示着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凝结着民族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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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有至高权力的皇帝毕竟不同于普通的收藏者。乾隆极为喜爱《快雪时晴帖》,将其列为“三希”之首,数十年间数十次写下题跋、题诗,还命臣子题字、作画,于是该帖又多了“臣”某某、“臣”某某的“敬跋”、“敬书”、“敬识”。《快雪时晴帖》的盛名与皇权相联系,它的价值得到提升,其珍贵性也因此被盲目确认。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故宫时,竟在无数珍宝中选择《快雪时晴帖》夹进随身行李试图带走,被守门士兵搜出。此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作头号“国宝”。

《快雪时晴帖》“国宝”身份的获得很大程度上缘自皇帝的推崇。日后人们看到密布于该帖前前后后及空白处的字迹,或许会厌烦其喧宾夺主。它不但为乾隆藏入“三希堂”,而且曾经宋宣和内府、元内府收藏。政府机构的收藏为帖的保存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在文化链形成和传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横向传播信息受限的漫长年代,帖的传承具有偶然性,也因此,来自古老年代原帖与一代代人的题跋款识、收藏印章共同构成了传奇。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展现在今人面前的《快雪时晴帖》长卷是一个整体。不惟《快雪时晴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也因后世收藏者、鉴赏者的题跋款识的叠加而成为长卷。

现存古帖无不具有《快雪时晴帖》类似的经历。当原帖与后世的题跋款识呈现于同一长卷,千里之遥的空间距离与千年之远的时间距离被拉近了,原帖的真伪优劣也似乎不很重要了。由帖及题跋款识共同承载着历史信息的文化链,生动显示着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凝结着民族的历史记忆,理当被视为无价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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