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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法“原创性”时代

[作者:陈振濂]  [来源:江苏国画院]  [2007/4/18]
新时期中国书法的发展,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其形式越来越多样,其速度越来越快捷,其势头也越来越迅猛。记得在1986年之际,我赴贵阳山席长江流域13省市暨12家书法报刊书法理论交流会,应邀在贵阳作过一场学术报告,题为《书法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特征》。在当时曾提出过预测,认为在一段时间里,书法被定位为艺术之后,会越来越关注作品形式与展览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原有的写字行为与动作的展示。其后的各类书法展览中,大量涌现出来的用色纸、画框格、钤印章以及仿古作旧的种种现象,以及到90年代中后期的如“广西现象”之取法西域残纸与学术界的“展厅文化现象”的讨论,无不印证了当时对书法形式发展所作出的预测。甚至我本人,也时常在报刊上被誉为“书法预言家”。我生性坦率,预言家那种故作神秘的巫卜星相者流的毛病,与我的为人行事风格相去甚远;但我也认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精准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脉络,预测将来可能产生的历史内容并作事先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预言家”雅号的馈赠并不是坏事,它有学术支撑,有严格的现象分析与逻辑演绎过程,它的价值,只是在于能提示出一般人意识不到的历史事实(现在已有的与将要发生的),并通过整合各种已有的力量与要素去调控之、推进之、提醒之、预防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本来是面对过去的;而一个优秀的“预言家”,应该是将来的历史学家--至少在目光的敏锐度方面,在出众的洞察力、精准的把握力与分析力,还有足够的宏观视野与前瞻性方面,当然还有抛弃个人“小我”利害得失的情怀方面,一个讨人喜欢的或由于超前而不为大众接受的“预言家”,应该有着迥然有异于时流的素质与品格。倘如此,欲求之而不可得,奚辞为?

新时期以来两个时期的划分及学理依据

对当代书法在新时期以来20多年的发展脉络的梳理,从关注、倡导艺术形式表现开始,到注重古典含量、深入开掘古典风格并仿效之,我们大致已可完成一个对阶段划分的判断;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书法经历了复苏期之后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第一是“恢复基础平台”的阶段,第二是“回归、深化与活用古典”的阶段。

如果以1980年在沈阳举办第一届全国门法篆刻展览、与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作为新时期中国书法发展的起点,那么在此之前的1979年由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的“群众书法征稿评比”等,以及《书谱》《书法》《书法研究》的创刊,应该被归为书法从沉寂萧条走向兴旺发达所必须经历的“复苏期”内容。当然,严格说来在第一届全国展举办之后或书法家协会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实都可说是书法的复苏期--因为它的实质性内容,还是在唤醒、恢复书法原有的一些规则、内容、知识、要求,但书法的全国展与全国级协会的成立,毕竟是使书法有了一个明确的运作中心与明确的标杆、旗帜。由是,把此前的许多书法内容与活动目标归为“复苏期”;而把此后的活动内容,归为一个稍进一步的“恢复基础平台”的历史阶段,仍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在于:前者是自发的,可能是零散的、随机的;而后者却逐渐呈现出有组织、有管理系统与运作系统的社会学特征来。

“复苏期”所承担的工作,是呼唤、建立、唤醒、提示出久久积蕴在人们心中的书法记忆与书法情感,告沂人们在现在,书法正走向主流文化,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项标志性内容。从过去作为雅室书斋中无可无不可的雅玩,到成为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表明在70年代末,书法开始从“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局面走向“作为传统文化的标志”这样的堂堂正正的“诉求目标”。她与此前的“文革”时期或再早时代的以书法为“封建时代的残渣余滓”的境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社会文化各界对书法采取了热情接纳的态度--在一个历史阶段划分与研究的过程中,社会认同度与接纳度,是比书法家自身艺术水平的高下更重要的评判指标。70年代末的书法复苏期,完成了呼唤社会认同、争取文化接纳的重要工作。我们只要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多少人狂热地投入书法学习之中,有多少被压抑多年的希望与期待被“书法热”充分释放出来,即可知这未雨绸缪的“复苏期”,具有多少重要的、无法代替的作用了。

80年代初,以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及持续的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为代表的展览体系的形成,构成了一个明确的“恢复基础平台”的历史时期。

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沈阳1980)与第一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南昌1983)的举办,大致勾勒出“文革”后书法界人才凋零及新人传薪能力普遍较弱的严峻事实。长期沉潜于民间层面的书法爱好者们尽管终于找到了公开登场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但限于学习书法的不得不取业余途径,无论是书法的专业意识或是书法学习的专门立场,都是十分不够的。经历“文革”浩劫而硕果仅存的老书法家们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以他们的个人才智与对书法(书写)的积累,迅速在全国各地形成一个个学习的中心,从而带动了本地区的书法发展。但毋庸讳言,由老辈书家们以门派师徒等关系形成的“中心”,也常带有浓郁的农耕时代或小手工作坊的痕迹。陈旧的书法观念,游移于艺术书法与实用文字书写之间,使得这些散布全国各地的“中心”,具有普及书法常识、普及书法(书写)基本技能的入门功能与基础平台功能;但肯定不是作为本专业高端的标志性功能。而通过连续主办几届的全国展与中青展,另一个“中心”也慢慢形成,这就是以各地书法家协会(当时称之为是中国书法家协会XX[省]分会)所属的组织运作骨干为主导的“中心”。根据前三届全国展与中青展的参展作者名录作一统计,大致可以判定这类以书法家协会组织机构为依托的中心已经形成。由是,在80年代初中期,我们看到了以老书家“书塾”式师徒门生为载体、与以书法家协会组织运作为载体(它遍布各省、各地市)的复线型、多中心的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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