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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释《红楼梦》宗旨之“四层”

[作者:邢殿峰]  [2010/6/5]
红楼梦》新谈:《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期(1920年3月27日版)、第十八期(4月3日版)。吴宓解释的《红楼梦》宗旨之“四层”即在上世纪的20年代初发表的本文中,发表文章时吴宓年约接近30岁。笔者对《民心周报》并不了解,可是,单是那周报名称的“民心”二字已经很说明问题,所以,不再对该周报查寻和介绍。(有熟悉的老师和朋友请把该周报简单介绍发在本文评论栏目里,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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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释《红楼梦》宗旨之“四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是在人生的20多到接近30岁而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吴宓解释《红楼梦》宗旨之“四层”深义基本就是他一生的缩影,遗憾的是时代给了他最终的结束是大悲剧。(“四层”《红楼梦》的宗旨解释内容放在对吴宓的简单认识和了解后面,便于对他总结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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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吴宓(1894-1978),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学家,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 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吴宓,一个纯粹大写的人》:作者李满星,二十世纪陕西文化名人系列。

吴宓,字雨僧,泾阳人,童年时期聪敏好学、才思过人。稍长,入北京清华大学深造。1917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文学士、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吴宓为教育部特聘一级教授,在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时,聘请了一代宗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名流为教授,培养出了吕淑湘、王力、李健吾、张骏祥、曹禺、王佐良、许国璋、钱钟书、贺麟、杨绛、张荫麟、杨同翰等众多优秀的中外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和教授。吴宓先生还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等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吴宓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国内红学界,他与胡适之、蔡元培、俞平伯、景梅九、周汝昌等红学专家齐名。在红学研究方面,吴宓先生著述颇丰,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极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对推动我国和国际红学的发展研究起到巨大的作用。

吴宓先生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并且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吴宓先生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记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旧说》两篇文章,首次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吴宓先生1921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研究”,从此,比较文学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吴宓先生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同时,他还用这种方法向学生讲授西欧文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的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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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吴宓先生主持《学衡》,他撰写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长文,反对激进派将“洗澡水和孩子一气泼掉”,主张存旧立新。鲁迅先生则撰《估“学衡”》预以反击。后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就将吴宓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对今天的人来说,吴宓似乎是个老厌物一般的怪人。现在回过头来看,吴宓先生在强大的新文化运动潮流面前,不人云亦云、不明哲保身、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冷静、理性,缜密的学术精神和高屋建瓴的洞察力,难能可贵,也正是秦人耿介、正直风范的体现。正如吴宓先生自己所说的:“热肠濒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六十年后,现代著名学者、吴宓先生的及门弟子季羡林,在肯定五四运动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其偏颇,他深情地说:“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为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在形容吴宓的外貌时,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感觉随时随地都会爆炸,这其实是吴宓先生耿直性格的写照。而吴宓先生的许多逸事更是其为“一个纯粹大写的人”的真实写照。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吴宓先生竟然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再看他的名言,甚至有些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后,才放车子过去。

吴宓先生的作派很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虽然比学生多几文,但仍然清苦。吴宓常常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他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他这才交给跑堂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可这就是真实的吴宓。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活得很纯粹。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钱穆先生有一段记录吴宓认真的文字:“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

国学大师王国维与吴宓相交多年,他在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来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对吴宓的充分信任,以及吴宓的人品和人格魅力。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吴宓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时有一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中学,并如期出国深造;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悔憾一生,他总觉得愧对友人。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则主动承担起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从中,我们了解了吴宓有错必纠、有情有义的另一面。

“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但他依然不改耿介性格。对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表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的硬骨头精神。1978年,极左思潮尚未肃清,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妹妹家里,那时,他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伤,步履维艰,不胜痛楚。可是,当他听说县上外语师资缺乏,有些中学未能开设外语课时,竟然主动提出要去学校带外语课。但终因病情日笃,“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吴宓先生病情严重、卧床不起,甚至神志不清,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满怀锦绣,道德文章,一位骇俗世人,一颗耀眼的巨星,就这样黯然陨落。心酸、遗憾、感叹交织人心!

百度补充吴宓吴宓轶事:

一 读书入神 过目不忘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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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站着乘车

吴性刚直,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

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将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却生气异常,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至宝鸡。

三 “吴宓风”与“对牛弹琴”

吴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四十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1947年,吴宓来西安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

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做风雅,约请吴讲《红楼》,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父建常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谄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

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

四 邱吉尔夫人的故事

吴宓平日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心怀坦荡,为人宽厚。

1955年,他从安吴回西安,在三原搭乘火车,一列车员倒开水时,不慎将吴手烫伤,慌忙中未及赔礼,吴却站起,毫不介意地说:“无妨无妨,请勿耽误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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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离去,同行数人,均感诧异。询之于吴,吴曰:“昔英相邱吉尔去议会发表演讲,下车之时,夫人手被车门夹伤,血流不止。邱氏瞥见,神情慌急,但夫人却一脸镇静连说“无事”,待邱演讲完毕,夫人方以实情告之。”

吴宓意在喻告人们,凡事不可以小误大,以私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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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争来“反革命”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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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品德高洁,言不阿贵,行不偎荣。

文革时,他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犹大写其在“姚文元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

于是,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在批斗中,老人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但还被西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推倒在地,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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