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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之主旨问题

[作者:孔庆东]  [2007/2/7]
水浒传》的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或曰愤元朝之暴虐,或曰叹当道之昏庸;或曰农民起义的雄伟画卷,或曰民主政治的先觉预言;或曰诲淫诲盗,或曰利国利民。恨之者咒骂施耐庵罗贯中“子孙三世皆哑”(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及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谓“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爱之者将施罗二人比诸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卢梭、西乡隆盛、达尔文(见《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比诸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狄更斯(见王钟麒《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甚至比诸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见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其实,大凡经典杰作,往往旨趣繁复,非三五语所能概括。尤其大面积反映人生之说部,世间百态尽在其中,谁知“人生之主旨”究竟为何?有时不过贞者见贞,淫者见淫耳。当然贞者见淫、淫者见贞亦可。从创作方面言,有感而发,象形指事,此乃通律。水浒故事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人民必将民族义愤和反抗情绪融入其间。说它歌颂起义或者说它鼓动作乱其实是一个汉堡包的两面。梁山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生活确实表达了某种理想,但毕竟不是晚清革命者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平等社会,更不能硬套概念,锁定《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也(见王钟麒《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及黄人《小说小话》)。

倒是历代都有高人看出了《水浒传》的一个关键要害:投降。金圣叹就因投降而腰斩了《水浒》,后来又有俞万春不许梁山盗贼投降,另写了《荡寇志》,将梁山好汉斩尽杀绝,以表明“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序》)。延至现代,鲁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后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继续鲁迅的思路,把投降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于是引发了全国批判宋江的热潮。其实由此政治视角出发,恰恰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根本性矛盾,只有少数起义者能够改朝换代,“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大多数反抗社会秩序者,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下场”的问题。所谓“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未必就是一个道德上应予谴责的选择。反抗秩序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换来一个好一点的秩序。不能指责那些未能从体制上根本推翻一个社会的革命就是假革命。在政治性的焦虑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盾:德才兼备而沉于下僚的英雄豪杰,应该怎样生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应该推翻、改造还是顺应?《水浒传》其实跟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一类小说具有情怀上的相通之处。《水浒传》得到社会各界的喜好,大多数人并不是要去造反或者杀人或者先作乱后招安,而是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困境,看到了快乐与痛苦、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矛盾。可以说,这才是《水浒传》更为深远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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