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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回顾

[作者:黄毅 许建平]  [2010/1/7]
纵览一个世纪以来,《西游记》作者的研究,大体经历了无作者,或推衍作者为丘处机、吴承恩;否定邱处机,考订作者为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探索历程。20世纪以来的研究属于后两段,即否定丘处机肯定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阶段。

但要说明作者问题,不得不从源头说起。同明代其他小说名著作者不在书上署名一样,现在见到的几种明版《西游记》均未署作者姓名。明世德堂刊本陈元之序云:“《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只录了一些传闻而已。故而,作者是谁?便成为一个难破的谜。

清代,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为谁,出现丘处机、吴承恩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最早见于清初汪象旭评本《西游记证道书》与假借虞集名写的《西游证道书序》。该序云:“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渴,余与流连侠月,道人将归,乃出一恢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奖法师取经事迹……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奖,而意实不在玄奖;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此说一出,造成两种直接后果,一是丘处机所写《西游记》就是长篇小说《西游记》。二是丘处机是全真教领袖,所以此《西游记》并非游戏之作,而是“修丹证道”之书。乾隆年间,野云主人的《增评西游证道奇书序》,便是众多受其影响者中的代表。《序》云:“今长春子独以修真之秘,衍为《齐谐》稗乘之文,像黄童白雯,皆可求讨其度人度世之心,直与乾坤同其不朽……后或更有进而悉其蕴者,则长春子之心,大暴于世,而修丹证道者日益多,则谓此本《西游记》之功,直在五千、七岌、漆园、御寇之上也可。”然而丘处机为元代人,又是位道士,他所写的《西游记》是否讲取佛经故事的小说《西游记》?当时不少人竟未怀疑过。最早对此提出怀疑的人是钱大听与纪晌。纪晌是从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着眼的,他查出小说所写的官制皆明制,而断定所写时代必为明代,作者不可能是元人丘处机。钱大听则亲眼看到了丘处机所写的《西游记》。他的《跋长春真人西游记》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邹书燕说矣。”指出丘处机的《西游记》是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西行游记,与取佛经故事风马牛不相及。自此丘处机作小说《西游记》之说,不攻自破矣!   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明天启《淮安府志》。此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此后康熙《淮安府志》与此所记同。显系将天启《淮安府志》的这段文字挪过去的,并非另有所据。此后,由撰写地方志的文人将《西游记》推测为小说《西游记》,将吴承恩认为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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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将吴承恩《西游记》推测为通俗小说《西游记》的是清初学者吴晋。乾隆十年,他在《山阳志遗》中,一方面对丘长春作《西游记》持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推测说吴承恩将丘长春的《西游记》改为通俗演义了。“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指吴承恩)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吴玉措的另一条证据是:“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乾隆三十六年,山阳人阮葵生在他的《茶余客话》中承袭了吴玉措的说法,更强调吴承恩的《西游记》为通俗演义:“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但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茶余客话》卷二一)然而,两人的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推测之词。他们说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的3条理由:必有所本;淮安方言;将丘《西游记》演义为小说,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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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谨慎的学者钱大昕、纪晌,只言《西游记》“乃明人所作”,或说:“《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咸丰、道光时人丁晏,将纪氏、钱氏的“乃明人所作”,移入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中来,理由在以上3条上又加了一条“乃明人所作”。他在《石亭纪事续编》中说:“《癸辛杂识》载龚圣予《水浒三十六赞并序》,阮庆山《淮故》称龚高士画宋江等三十六人像,吴承恩为之赞,大误。《赞》乃高士所自为也。承恩,明嘉靖时岁贡生,所著有《西游记》,载康熙旧志艺文目,钱竹汀《潜研堂集》谓《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别自为书,小说《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而不知为吾乡吴承恩作也。”将吴承恩《西游记》说成是 《西游演义》,同样没有根据,不过是承袭了吴玉措的猜想而已。所不同的只是增加了“明人所作”一条,而这一条又是从钱大听、纪晌那里来的。此后陆以、邓文如、冒广生又扩大此说。



20世纪初,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涉及作者,用吴承恩说。鲁迅未明言作者是吴承恩,但一来对吴承恩生平特作介绍,在论述该小说内容与风格时,则引《淮安府志》论及吴承恩语。显然,鲁迅是把小说《西游记》作为吴承恩的著作,但并未找出新的证据。对《西游记》作者论证最详的是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这篇考证一方面推算出了吴承恩的生卒年(他大约生于正德之末,死于万历之初)。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吴承恩的若干首诗,特别是《二郎搜山图歌》,从中可看出《西游记》作者的影子:“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但是,胡适先生的这篇考证远不及《红楼梦考证》所论那么严密因为要说明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必须在吴承恩与小说《西游记》之间找到直接关系和说明此种直接关系的证据。譬如,吴承恩所写的是《西游记》小说,而不是同名的其他书等。但胡适没有这么做,他绕开了这一问题,直接接受了丁晏的观点,理由也很简单,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可信。胡适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十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滥,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但是,问题是《淮安府志》究竟记载的是什么?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是否为小说?丁晏的话是否可靠?胡适未加考虑,如果丁晏的话不可靠呢?丁晏的话可靠与否,便直接决定了胡适论说的价值。

此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无条件地接受了小说《西游记》是吴承恩作的观点。他在谈及陈元之的《西游记序》时说:“陈序很重要,惟关于作者则游移其辞:‘……《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演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跃弛滑稽之雄,危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彼时,似不知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惟既有‘出今天演何侯王之国’语,则吴氏尝为‘八公之徒’软?嘉、隆间的文人们,出入于藩王之府,而为他们著书立说者不少概见。吴氏殆亦其一人。”正因郑振铎相信“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所以认为陈元之也必知出于吴承恩手,一切传说的材料都可向吴承恩脸上贴金。

在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对小说《西游记》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吴承恩诗文集》(即《射阳先生存稿》)的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材料的支持。刘修业、苏兴等人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承恩的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刘修业继赵景深《吴承恩年谱》后,又出版了一部《吴承恩年谱》。赵谱是开创性的,疏理出了吴承恩生平事迹的轮廓,只是较为简略。刘谱则在赵谱的基础上,又做了更为细致的考订、疏理工作,使得吴承恩的生平面貌更清晰了,不过有些问题还有待订正、补充。苏兴的《吴承恩年谱》,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很有价值(不管吴承恩是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单就其对吴承恩研究而言也是如此)。这一探讨是他多年研究吴承恩成果的一个结晶。他在《年谱》发表前后,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吴承恩的论文,如《吴承恩诗文系年简目》、《关于<西游记)的几个问题》、《<西游记)的地方色彩》等。该谱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以下不同于前谱或他人的观点:吴承恩成岁贡是嘉靖二十九年,而不是二十二年;吴承恩任长兴县垂是嘉靖四十五年,而不是嘉靖三十二年,证明过去的成说是对的;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是在他的中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左右;吴承恩进学后曾在葛木办的龙溪书院就读过;吴承恩成岁贡后到任长兴县垂中间的十几年,一直是南京国子监太学生,并非是流寓南京以卖文为生;吴承恩从长兴拂袖而归的原因,是由于他被认为有贪污行为,投狱后被释放;《二郎搜山图歌》约作于嘉靖十八年,正与产生《西游记》同时等。自此之后,《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说,似乎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学者们也大都不再怀疑。



最早对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作者提出怀疑的是俞平伯。早在1933年,他就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明确提出:“吴氏作《西游记》,根据《淮安府志》,志书上所谓《西游记》是不是这个《西游记》呢?也难定。叶德均也认为,《淮安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

1948年,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他的《<西游记)里吴承恩的改作》的长文中,在“《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这一总体认识中,又怀疑这一结论的根据未必可靠。他说:“吴承恩著述《西游记》这件事,见于鲁迅与胡适受到丁晏启发而引用的明代地方志《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中所列举的‘淮贤文目’(即当地出身的文人的著述目录一一笔者)。只是其所谓《西游记》也未必不可能是另外一部纪行之作。1959年,太田辰夫在他的《<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一文中,也对此表示出同样的怀疑态度。1970年,他又在《<西游记)杂考》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人们历来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是错误的。“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里‘西游记’不是游记而是小说《西游记》。因为,那里只记有‘西游记’三字,而没有任何关于其内容及刊本的记述。到1980年,矶部彰用传统目录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天启《淮安府志》的相关记载,提出了否定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两个新的有力据。其一是“从传统的目录学立场来看,不将为人喜爱的白话小说类收入经史子集四部之中,是基于士大夫的传统意识。即使把白话文学收入艺文志中,那也只是明朝公认为文学的戏曲类。如果说淮安府的府史书破例采取了只将‘小说西游记’著录于艺文志的原则,这不符合通行的做法”。“假如《淮安府志》中吴承恩的作品‘西游记’指的是三藏西天取经故事,那么它当属戏曲‘西游记’。”其二是发现《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舆地类》中,“清楚地写着吴承恩西游记”。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不是小说而是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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