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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百年研究:回视与超越

[作者:梅新林 崔小敬]  [2010/1/27]
玄奘西行取经是中外宗教史、交通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一“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奇迹身后,既产生了诸如《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的纪实性作品,也催生出了《西游记》这样的虚构性小说。伴随着其传播与接受,《西游记》研究渐成风气,现存最早的版本明金陵世德堂本的陈元之序堪称第一篇对《西游记》作出比较精到分析的文章。自明至今,薪尽火传,《西游记》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一块丰厚的园地,但有明及清一代,始终以序跋、评点为主,个别论述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就整体而言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历史演进至二十世纪,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以及文学界、小说界革命的逐步推进,《西游记》得到许多现代学术先驱者的关注,从此步入其现代学术研究的进程。百年以来,学者们在《西游记》研究这片沃土上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站在二十一世纪新的起点上,返观上一百年的《西游记》研究历程,瞻望今后的研究前景,是我们在这个世纪之初所应进行的一项继往开来的迫切工作。



二十世纪《西游记》研究的百年历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二十世纪初至中叶,是《西游记》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创期,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新的价值观念与批评标准对《西游记》进行阐释与定位,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第二期自二十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末,是《西游记》研究的单一化时期,由于受特定政治气氛影响,研究偏重于思想主题的探寻,且多以社会学批评甚至阶级斗争学说图解《西游记》,成果相对较少。第三期为八十年代初至世纪末,是《西游记》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的时期,其特征有二:一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与质疑,提出了许多新见;二是走向多元化,涉及到多个角度多个方面,且多有争鸣之作,时闻辩驳之声,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把《西游记》研究推进到了新的学术高度。

在第一个时期中,代表性的学者及论著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关论述,胡适《西游记考证》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等文章,及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有关部分,另外还有陈寅恪、袁珂、汪浚等学者也对《西游记》作了一定论述。他们从作者、版本、人物、情节、主题、艺术等各个方面,对《西游记》进行阐释与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鲁迅与胡适共同确定了《西游记》的作者为明淮安人吴承恩;鲁迅提出《西游记》的祖本为杨本,郑振铎则提出永乐本说,孙楷第对现存的《西游记》版本作了详尽而精到的鉴别与著录,提出了许多创见;鲁迅与胡适分别提出了孙悟空原型的“国货说”与“进口说”;郑振铎则对西游故事的演化作了详细的归纳与论述;陈寅恪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的原型作了新的探讨;等等。当然,由于当时资料限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难免有片面甚至错误之处,但瑕不掩瑜,他们垦拓了《西游记》现代学术研究的处女地,为以后研究的逐步走向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二十世纪中叶,《西游记》研究进入第二阶段。1957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集中代表了1949-1957年这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从其中所收的文章可以看出,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方法,这一时期更多地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对《西游记》进行解读。1954年张天翼发表《“西游记”札记》一文,首次把《西游记》中的神魔斗争与现实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并提出孙悟空大闹天宫象征农民起义以及孙悟空后来成为投降派的观点。这一研究方法被誉为“撇开了一切玄虚、歪曲的旧说,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西游记》的客观因素”,“应该是研究《西游记》以至其他一切神话小说的准则”。自此,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在此方法指导下,研究者们对诸如吴承恩的思想性质、孙悟空的阶段属性、小说主题的进步意义等问题作了较有意义的探讨,从发表文章的数量看,是相当可观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西游记》研究队伍的发展与壮大。但相对而言,由于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此时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方法也较为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时的研究,并对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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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八十年代后,《西游记》研究呈现出全面复兴与繁荣的景象。1982年10月第一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江苏淮安——连云港举行,会议议题涵盖了《西游记》研究中的诸多方面,如思想倾向、艺术成就、版本流变、故事来源以及吴承恩的生平、思想、创作等,次年编选出版的《西游记研究》是这次大会成果的集中展示,代表了本时期取得的初步成绩,昭示了《西游记》研究突破前一时期的狭小格局,走向全面、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随后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在各地持续不定期召开。与此同时,港台及海外的研究成果被大量介绍进来,台静农、糜文开、张静二、柳存仁、夏志清、余国藩、杜德桥等对《西游记》的版本、人物、本源等方面都作了富有意义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从三、四十年代的长泽规矩也、小川环树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矶部彰、中野美代子,几代学者在《西游记》研究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其中如太田辰夫对《西游记》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的追索,矶部彰对孙悟空及猪八戒形象的形成过程的考察,都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有力地刺激和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发展。对《西游记》译介与传播情况的研究也陆续得到许多学者的注意,其中王丽娜成绩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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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发表的《西游记》论文数量及质量均非前两个时期可比,并涌现出许多有见地、有思想的优秀文章,如章培恒、张锦池、赵国华、吴圣昔等学者的一系列文章,同时专著出版增多,较有影响的如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朱一玄等《〈西游记〉资料汇编》、苏兴《吴承恩年谱》及《吴承恩小传》、张静二《西游记人物研究》、余国藩《西游记论集》、李时人《西游记考论》、张锦池《西游记考论》等。综观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游记》研究,明显呈现出两个相辅相成的特征:一是反思性。在涉及小说的作者、版本、主题、宗教意识等各个方面都对前人的成果重新进行思索,并提出许多反拨性的观点,如八十年代初由章培恒发端的作者讨论,版本研究的重新得到重视,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主题探讨等,都对已有的成果作了新的评价和认识。二是多元化。不仅在前人已涉足的领域中有了新的收获,也开拓出了一些新的学术领地,如从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的角度加以观照,运用神话学、人类学等新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等等。这样,《西游记》研究借思想解放之东风,得文化交流之便利,逐渐形成了中西打通、内外融汇之势,互通有无,互相启迪,在开放的对话环境中大步走向二十一世纪更高的学术境界。



百年《西游记》研究之所以一脉相承,不绝如缕,即使在曲折行途中依然显示出向前推进的态势,乃是因为在研究进程中不仅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合奏,更有立场相左针锋相对之争鸣,思想与观点的切磋与撞击激发了《西游记》研究的活力,并使其一直保持了自我纠正、自我更新的能力。由于小说内涵的丰富性、形式的奇幻性以及解读的多元性,在百年研究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经久不息的论争热点,概而言之,约有以下四点:

一是作者之争。二十世纪的《西游记》作者研究是以吴承恩作者地位的确立为肇端的。《西游记》明刊本不题撰人,至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始以为丘处机作,后吴玉搢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及小说中的淮安方言推断作者为吴承恩。二十年代初鲁迅据历代《淮安府志》及钱大昕、纪昀、丁晏、吴玉搢等的记载,确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最后加工者。应该说,鲁迅勾索古籍,排比众说,所下的结论还是相当谨慎的,也因此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自此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说法。在当时虽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1933年俞平伯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即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在海外及台湾学者中,如田中严、太田辰夫、矶部彰、杜德桥、余国藩、张静二、郑明娳等,则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持保留、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章培恒率先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提出现有材料并不能证明吴承恩确为《西游记》的作者,打破了国内学术界多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沉默,引发了一场关于作者问题的大讨论。按诸学者争论的出发点并结合其研究方法,可把有关讨论概括为吴承恩说、丘处机说、陈元之说三大说。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有章培恒、杨秉祺、李安纲、黄霖诸人,维护者则有苏兴、刘怀玉、钟扬、杨子坚、陈澉、刘振农、蔡铁鹰等。重提丘处机说的主要是海外及台湾学者,如张易克、柳存仁、陈敦甫、陈志滨,国内倡此说者有金有景,吴圣昔则大力反驳。陈元之说的提出是伴随着对“华阳洞天主人”的研究而出现的,九十年代以后,有些研究者在否吴、否丘的基础上,把作者人选的范围转向陈元之,重新审视华阳洞天主人、陈元之、作者三者的关系,提出陈元之即华阳洞天主人即作者三位一体的观点。首倡此说者为陈君谋,对之作了更深刻论述的是张锦池,但此说在提出新论的同时,也面临着反驳,如廉旭、吴圣昔、宋克夫等都对此提出驳议。在这三大说中,吴承恩说仍不易轻易否定,丘处机说与小说文本有凿枘不合且难以自圆其说之处,陈元之说富有创见,但陈元之显非真名,其人究竟为谁,仍是一个谜。可见,作者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有待于学者们更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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