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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今本《西游记》定稿者

[作者:胡义成]  [2010/1/27]
【内容提要】

“华阳洞天”只属于茅山道教,“华阳洞天主人”决非李春芳。明万历20年前后的“华阳洞天主人”,只能是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闫希言师徒很可能就是作为今本《西》书定稿者的“华阳洞天主人”。

【关键词】 《西游记》定稿者/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

笔者根据对全真教秘史和《西游》评论史的一些考察,曾提出作为今本《西》书之祖本的《西(平话)》,与全真教创始者之一的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关联甚密,它其实是丘的弟子史志经等人在华山撰成的;托名丘撰,其意在更有力的宣扬全真教义[1]。本文将进一步说明,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人也是明万历时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道士。

在我们目前见到的百回本《西》书古代版本中,最早者是明代万历20年(1592年)金陵(今南京)世德堂(现已知此书坊主人是唐光禄)版《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书无撰者姓名,仅有陈元之序,并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研究今本《西》书的作者及主旨,无论如何不能无视这个最古版本的这种特殊格局。近年有研究者指出,其中,陈元之情况不详,但不可能是撰者;唐光禄也非撰者;倒是“华阳洞天主人”令人生疑。据研究,此处的“校”字,意指“善校”,“其广义实为编撰之工”,因此,此“华阳洞天主人”应为《西》书最后定稿人[2](P188-194)。在我看,这是有道理的。如果再考虑到陈序透出《西》书的道教旨趣,以及《西》书出版时定稿人面对的复杂形势使之不愿公然露出真姓实名(见本文后述),那么,“华阳洞天主人”即《西》书最后定稿人之断,就显得更有力。《西》书作者之谜的求解,应集中力量于此“主人”之搜寻[3](P152)。本文是先投石问路。

(一)“华阳洞天”只属于茅山道教,与其它宗教无关。“华阳洞”本是江苏金坛及句容市内的一个溶洞,风景极佳,后成道教胜地,周围称“华阳洞天”,为道教“第八洞天”。汉晋以还,道教中一些真人宗师常修炼于此。其中,西汉时期陕西咸阳三茅兄弟(注:茅盈,茅固,茅衷。其高祖茅濛,曾修炼于华山,于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升“仙”。始皇为纪念他,把腊月改为“嘉平”。参见樊光春《陕西道教两千年》第146页,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从陕西来此修行、传道并施医,深得当地人爱戴,被尊为神,此地遂有“茅山”之称[4](P87-89)。但茅山之最大溶洞,为何被命名为“华阳”?

“‘华阳’作为地域概念出现甚早,《禹贡》、《尚书,夏书》、《周礼·职方氏》及《汉书·地理志》、《三国志》等均曾涉及,以华阳为古梁州范围内的一个具体地域”;“山之南为阳,秦岭山脉以南(此处尤指华山之南——引者),为《禹贡》梁州地界。故《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5](P78-82)。从战国时期秦国有“华阳军”(《史记·周本纪》)以及“华阳太后”(《史记·吕不韦列传》)等称呼看,当时“华阳”往往主指陕西华山之南的地域,所谓“华山之阳”是也(陕西有县在华山北,曰“华阴”,显然是其对举)。唐代长安还有华阳观,纪念华山神君(白居易诗中有多处诵此观)。唐人储光羲更有诗《题茅山华阳洞》:“华阳洞口片云飞,细雨濛濛欲湿衣。玉萧遍满仙坛上,应是茅家兄弟归”。由此诗看来,茅山“华阳洞天”之命名,显然是三茅兄弟所为(明代《乾元观记》碑文有“三茅所称华阳洞天”及“独以茅氏三真君得名”两句可证,见新编《茅山志》第372页),盖因其祖修炼于华山,闻名天下,其人又来自“华阳”(注:有资料显示,秦时此洞似尚无“华阳”之称。其中台坛被称为“句金之坛”或“金坛百丈”,见新编《茅山志》第268页。今金坛市名应源于此。)。后来,南朝道士陶宏景隐居茅山40余年,尊奉三茅为祖师,号“华阳隐居”;唐代道众施肩吾又自称“华阳真人”;南宋时,吴兴道士沈善知穴居华阳洞中,自称“洞主”,等等;此外,唐宋尔后又有人在此地建“华阳馆”、“华阳观”及“华阳道院”等,使“华阳洞天”名播宇内。道教典籍《云笈七签》又把“华阳洞天”列为道教的“第八洞天”。唐宋以后,文人骚客笔下的“华阳洞天”,往往是茅山道教风景区的标志或代称。元代著名诗人萨都拉《送刘云江还茅山》云:“八十华阳洞里仙,朝回剑履御阶前”。明人诗则曰:“试看喜客泉头日,别是华阳洞里天”(陈凤梧《登大茅山》)[4](P392);“大茅峰头鹤唳,华阳洞口龙吟”(夏言《游三茅漫句》)[4](P394),皆是此意。

要之,“华阳洞天”早已成茅山标志;它最初在文化深层与陕西以及华山道教有着千絮万缕的“血缘”关系。

(二)明代“青词宰相”李春芳在《送袁一斋归茅山》诗中写道:“汝是萧闲第几仙,乘云何日下天。洞有华阳人不远,井闻葛稚药须诠”[4](P393)。从中,人们悟不出此君尚以“华阳洞天主人”雅号自称的蛛丝马迹。否则,其诗不会如此写“华阳洞天”。但不知怎的,沈承庆先生却引吴承恩《赠李石麓(即李春芳——引者)太史》诗中“移家旧居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两句,又引刘荫柏、苏兴等力主《西》书为吴承恩著的学者见解,竟凭空认定李春芳即“华阳洞天主人”(注:见《话说吴承恩》第191-192页。据此书序者说,由吴承恩之诗推出此见,也是上世纪40年代有关学者的旧说。)。另有学者则引吴承恩《德寿齐菜颂》关于“帝奠山川,龙虎踞蟠,建业神皋,华阳洞天”的韵句,说此文是写给李春芳的,也得出同上结论,实在令人不敢苟同[6](P126)。既然“华阳洞天”当时已成茅山景区的标志或代称,且明人有关“华阳洞天”的诗句也并不少见,那么,由吴承恩“移家旧居华阳洞”一句,怎么可以轻易断定李即“华阳洞天主人”呢?既是“主人”,为什么又在送友人诗中写出“洞有华阳人不远”之句呢?这岂不是“主人”“辞职”吗?批评吴承恩系《西》书作者之瑤据是“孤证”的人,自己又犯更孤更悖的逻辑和推理错误,怎能自圆其说?照此逻辑,前引明人陈凤梧和夏言皆应被称“华阳洞天主人”,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华阳洞天主人”决非李春芳。沈老先生此断难成立。其实,如再考虑到当时华阳道众种种复杂的内外处境(见本文后述),这位李官人也绝不会给自己起这么一个惹麻烦的“道号”的。

(三)明万历20年前后的“华阳洞天主人”,只能是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

最早,元代皇室虽在北方对全真教大加扶持,但在茅山却支持道教南派正一教。元大德八年(1304年),元成宗封第38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茅山等三山符箓[4](P82)。从此,茅山成为正一道场。这一点,又随着明室对全真教的长期压制而日益定形(参见本文后述)。直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闫希言从陕西南下,住进茅山乾元观,全真教及其龙门派才逐渐在茅山立定脚跟,并在道众中传播。当时,正一教与全真教在茅山的确是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在万历年间形成了“五观”传全真而“三宫”尊正一的格局(“五观”即乾元观,玉晨观,德𧙗观,仁𧙗观,白云观;“三宫”指九霄万福宫,元符万宁宫,崇禧万寿宫)。其中,乾元观和仁𧙗观道众属于闫希言开创的龙门“分支岔派”即“闫祖派”,其余“三观”则传“龙门正宗”(参见新编《茅山志》第82-83页)。“五观”传全真局面的形成,是与万历后全真龙门派在江浙一带的中兴联系在一起的(注:参见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论稿》第70-77页,巴蜀书社2000年版;又可参见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第189-191页、第1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在此之前,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室在茅山设“华阳洞正副灵官”各一名,正为六品,副为从六品,掌领茅山教事,全从正一道士中挑选[4](P17)。终明一代,正灵官计有15人[4](P139)。在《西》书于金陵出版的前一年(万历十九年),华阳洞正灵官杨存建在茅山还树立了《明重建元符万宁宫万寿台记碑》[4](P375),实际上也是向在茅山全真道士示威显权。全真道士在被明室轻视的各“观”争夺道众,包括“乾元观自明嘉靖以后,由道教全真派道士主持”[4](P416)。闫希言当时就以此观为“根据地”,并培养出了一些很有水平的门徒如舒本住,江本实,以及王合心、李教顺等[4](P129)。江还撰有《华阳真海》一书(注:也有人说此书为闫希言本人撰,参见新编《茅山志》第133页、第93页。)。“华阳真海”,意谓华阳洞天是全真教的海洋也。从书名也可看出,当时全真道士力争成为“华阳洞天主人”。在这种两派斗争的格局下,如《西》书定稿者是正一道士,他或他们尽可以抬出“华阳洞灵官”的大招牌来吓人,不必以“华阳洞天主人”自称。可以设想,当时以“华阳洞天主人”自称者,只能是全真道士,其称含有抗衡“灵官”之意。已成全真领地的白云观,门前对联的上句说“此地是华阳故里”,也可为一证[4](P408)。如再考虑到这种含糊的隐称一方面是向“灵官”们示威,另一方面也不必暴露真实姓名(见本文后述),那么,此论断成立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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