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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末世正统文人的艺术写照——贾政形象试论

[作者:吕立汉]  [2010/3/3]
在绚丽多姿的《红楼梦》人物画廊当中,贾政算不上是曹雪芹用浓墨重彩描绘的主要人物,然而又必须承认是作者塑造得相当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翻阅历来的红学论著,论及贾政似多贬斥。或曰:“贾政者,假正也。”[1]或曰:贾政是“典型的伪君子”、[2]“不学无术的欺世盗名的假道学”。[3]如此评价,有失公允。贾政诚然是以封建叛逆思想的对立面出现于《红楼梦》之中,但他有别于贾赦、王熙凤之流,品行还是端正的。他恪守封建道德教条,尽力做到为臣忠、事亲孝、教子严,其言行举止都不失为是封建末世的一位正统文人。



俞平伯先生认为,在《红楼梦》中,贾政这一名字作者是用了谐音法,即贾政是“假正”、“假正经”的意思。作者对他虽然是“有贬无褒的,退多少步说,亦贬多于褒。”[4]的确,《红楼梦》中的人名作者常用谐音法以暗示对人物的褒贬爱憎。如:甄英莲为“真应怜”,冯渊意即“逢冤”;而贾化、卜世仁又分别是“假话”、“不是人”之意。至于贾政,作者是否也用此法予以贬斥呢?恐非如此。我们去看《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就会发现凡是小说中用了谐音法的人名,批书人脂砚斋等都一一注明。如写到贾政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时,脂砚斋先后下注云:“妙,盖沾光意”。“更妙,盖善于骗人之意。”却独不于贾政名下注明贾政“盖假正经之意”。假如贾政真的是作者所贬斥、嘲讽的人物,脂砚斋又何以不道破在此处也用了谐音法呢?脂砚斋究系何人,目前尚无定论。可有一点,专家的意见还是相当一致的,即他(她?)与曹雪芹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不仅评书,还参与改书,且看过后三十回手稿,因此其批语的可靠是不容否定的,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在人名。

多做文章,评判作者对某一人物是褒是贬,主要地要看所塑造的这一人物的言行举止。大凡名著,作者的爱憎感情总是能“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5]《红楼梦》当然不会例外。

《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一书认为:贾政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杀害奴隶的罪魁祸首”。依此说法,贾政与贾赦、王熙凤之流就毫无区别了。这种观点难以让人接受。在贾府中。贾政与贾赦待人虽同属荣国府的上层人物,但在为人、思想情趣等方面都是有很大差异的。谁都知道,贾赦是一个依仗财势,为非作歹之徒。他贪婪成性,以“拖欠官锿”之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人,硬是把石呆子的二干把古扇占为已有;他色胆包天。吃在碗里,看在锅里,妻妾整天与他饮酒作乐尚不满足,还要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叫鸳鸯就范,结果在老祖宗面前讨了个没趣。对于这些,作者是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的。王熙凤呢?用兴儿的话说,她是“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6](第六十五回)的奸诈人物。包揽诉讼、借刀杀人,扣发月钱放高利贷等伤天害理之事,她都可昧着良心去干。贾政却是另一种人。他是荣国公的次子,“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第二回);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第三回)。在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我们也确实看不到他有贾赦、贾琏父子偷鸡摸狗、眠花宿柳的败行,也绝无王熙凤等人虚伪、贪婪、残暴的恶德。平心而论;在这个贵族大家庭的上层人物当中,贾政真算得上是一个正人君子了。贾府发生的诸如金钏儿。林黛玉之死也很难归罪于贾政。从作品可知,置金钏儿于死地的是王夫人。贾政只是在事后听说,并十分惊诧:“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权,致使生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患”。(第三十三回)显然,贾政作为一个封建正统派人物,是绝对不允许,也根本没想到自己家族会发生如此有损于家风的丑闻的,于是在言谈中便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既惊讶又反感的情绪来。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人命案是自己儿子与夫人所导致,因此便归罪于“执事者”了。但是,我们切不能由此就武断地认为是贾政有意“抹去贾府主子们手上的鲜血”。[7]

至于拆散“木石前盟”,缔结“金玉良缘”,也由这个“老爷作主”,从而葬送了林黛玉的生命,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论后四十回续书在林黛玉命运归宿的安排上是否符合原作精神,[8]即便依据续书的描写,也不能将林黛玉之死归罪子贾政。续书写贾府真正把宝玉婚事摆上议事日程当在宝玉失玉之后。当时贾宝玉因失却通灵宝玉而迷失本性,变得痴呆疯癫,为了“冲喜”,贾母又将业已提及的“金玉良缘”再次摆到桌面上来,“请老爷”过来“商量商量”。贾母说明意图后就问贾政,你们夫妇“还是要宝玉好呢?还是随他去呢?”(第九十六回)说“商量”那是老祖宗给儿子一点面子,其实这话哪有商量的余地?连征求意见都谈不上。谁都清楚,贾政虽说是一家之长,其实一切都由老祖宗说了算。宝玉婚事,电不例外。贾政纵然不愿,又将奈何?在这一点上,续书还是写得很分明的。贾政听了贾母的话便站起来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想法儿疼孙子,做儿子的还敢违拗?老太太主意该怎幺便怎么就是了”。(同上)为宝玉“冲喜”的主意是老祖宗拿的,“调包汁”的“奇谋

论也欠公允。贾政作为一个封建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具有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迂腐保守,名利观念严重的共性。我们知道,自明代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实行之日始,一般的封建文人只重文章而不屑诗赋。正如章学诚所云:明清两代儒林士予皆以“四书之义相为矜尚”,而视“通今服古谓之杂学,诗古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9]贾政正是这一时代风尚的产物。尽管自己不是由科举这一正途步入官场,但在他看来,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科举,为了做官。所以他认为读诗经古文都是“虚应故事”、唯有读“四书”才算是真正的读书。由这样的思想支配着言行,就自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博学多识的通儒了。不过,作为他那个时代,那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一般文人所应有的文学修养,贾政还是具备的。

我们先看贾政的一段自白。在大观园落成题匾额、对联时,他对众清客说:“你们不知,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纪,且案赎劳烦,于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纵拟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园亭生色,似不妥协,反没意思”。(第十七至十八回)这说明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借用舒芜先生的话来说,“这个自知之明并不容易,眼高,才看得出自己手低。”[10]另外,也不得不承认贾政的鉴赏能力。题咏时,尽管他始终拿不出任何佳句来,但对于众清客拟题的优劣却能作出中肯的评判,不仅看得出,而且还道得明优劣的所以然来,这也很不简单。沁芳亭,众清客原取欧阳修《醉翁亭记》“有亭翼然”句意,题为“翼然”。贾政批评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同上)这样的议论恐非不学无术者所能发出。至蘅芜院,宝玉应景题了一联:“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酴醿梦也香。”(同上)贾政马上指出,此乃套用了“书成蕉叶文犹绿”句式,可见他对前人诗赋也并非一无所知。总之,我们不能因其“文不能提笔作赋”就简单地斥之为“不学无术”。



中国封建道德观念体系的最高标准是“忠孝”二字。历代帝王正是以此来维系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秩序的。纵观贾政的一生,他所信奉的正是儒家经典。“忠孝节义”这一传统的纲常伦理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从作品的具体描写可见,贾政思想性格的突出之点,就是对皇上的忠,对祖辈的孝。

《红楼梦》直接描写君臣关系的地方不多,但“贾妃省亲”一回文字,却能充分体现出贾政对最高统治者的愚忠思想。元眷是贾政的长女,“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第二回),后“晋封为凤藻富尚书,加封贤德妃”(第十六回)。这对贾府来说真可谓是天大的喜事。而元春本人并不如此看。她觉得那皇宫是个“不得见人的去处”,行动不得自由,一年四季难得与家人见上一面一归省之时不免“满眼垂涓”。他含泪对父亲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第十七至十八回)此乃父母儿女的骨肉之情。贾政闻此肺腑之言也不免双眼含泪。但他毕竟是一个讲究纲常伦理的正人君子,深明“君臣父子”的主次关系,故含涸启道;臣,草莽寒门,鸩群鸭属之中,岂意得征风鸾之瑞。拿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思,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同上)并劝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之隆恩也。”(同上)这种舍骨肉之情从“启臣大义”的言行,是完全符合“为人臣,止于敬”的封建道德标准的。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一回叙贾政与众幕宾讲“姽婳将军”这一历史故事,言谈当中明确表示了对林四娘为国捐躯之义举的无比崇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贾政的忠君思想。当然,要做到“为臣而忠”就必须先“为子而孝”,所谓“以孝治天下”便是这个意思。《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换言之,即孝是根本,在家对父母能够行孝,在朝对君主便能尽忠。贾政之于读者的印象正是如此。他不仅是那个时代忠臣的典范。同时也是孝子的代表。最突出的一例是第三十三回贾政笞挞宝玉,贾母闻讯赶划。埋怨贾政不该下死手打宝玉。虽然贾政心里对贾母这种无原则的溺爱是不满的,但她毕竟是一家之中的权威,尽管其斥责有些强词夺理只好忍气吞声了。书中写道: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接出来。……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喘息一回,厉声说道: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象,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一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一句话,但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许你打。”……贾政苦苦叩求认罪。(第三十三回)

可见贾政当时是满心受了委曲的,但他并没多少怨言,相反只是“苦苦叩求认罪”。若是现在,贾政的言行似不好理解,你既认为教训儿子在理,那就应该据理力争,岂可无原则让步?可在那个时代,就只能如此,以言语冒犯长辈就是不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似乎成了不是真理的真理。推究起来,贾政之所以能做到逆来顺受。其害也只是“孝思”在起作用。在那种场合。他精神上的唯一支柱恐怕也只有一个“孝”字了。在今天。愚忠自然不值得提倡,“事亲而孝”这一传统的伦理道德也只能批判地继承。而在封建社会。忠孝两全就是一种美德了。古往今来,多少青史留名、众口皆碑的文臣武将,又何尝不是忠臣孝子呢?杜甫陆游如此,岳飞、文天祥如此。周顺昌、史可法等都是如此。当然,贾政是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对他那种忠孝思想以也不必苛责,至少得承认他在贾府中尚不失为一个正人君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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