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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根源

[作者:范 宁]  [2010/3/6]
这个修正办法倒不错,中正制还保存,只是把九品去掉。原来魏初九品官人是中正品定等第后,国家即依照这个等第授官,选举和授官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夏侯玄答司马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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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焕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岂若使各师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三国志·魏志》卷九,《夏侯尚传》]

这就是主张中正只管品评,不典选举。选举改由长吏直接推荐,也就是削减中正制的政治意义,去掉以中正九品为官人的决定性。而对原先中正选举和台阁授官一致的制度表示异议。虽不反对却修正了司马懿的主张,不过这一改革恰如曹羲所说:

伏见明伦,欲除九品而置中正,以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此为间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曹羲集》]

“实决于郡人”,这是中央天子集团向世家大族集团屈服或者说妥协。这妥协对于高士的出处成了一个名节的考验,处士之所以要处而不出仕,在司马懿看来原因是不接受中正的品评,现在不评了,而且政府还求他们,加以礼待和访问,[参《晋书》《孙楚传》及《刘卞传》]就该出来了。这样名士,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处士,也就因此造成了一个分裂的局面。于是何晏做官了。《晋书》三十五《裴秀传》附《子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名谈浮虚,不遵礼法。”可见何晏和阮籍一样同属于不遵循法的名士集团,而王坦之却说:

荀卿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扬雄亦曰庄周放荡而不法.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三贤之言远有当乎。[《晋书》卷七十五,《王坦之传》,载《废庄论》]

这真奇怪,一个“不遵礼法”的人物突然讲起纲常名教来,同时还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世谈以为何晏用《老》《庄》解《论语》,其实所收大半为汉儒经说。此说之误,其原因乃不知平叔思想上有此转变,因有这一转变,所以《魏志·何晏传》注说晏“曲合曹爽”。此外另一故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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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成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文选·百一诗》,李注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

应氏《百一诗》今存残篇中云“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枯鱼当指乐府《枯鱼过河泣》。汝南应氏本世家大族,此诗所谓“讥切时事”即指司马懿建议除九品后,大批名士出山替中央天子集团撑腰,应氏代表世家大族集团写了百一篇诗讽刺那班变节的名士,何晏也在被讽刺之列,这是名士分裂后一次大规模的斗争情势。往后还继续分裂,山涛出仕,嵇康绝交,阮籍咏怀,向秀入洛,这些变化都和社会制度发生密切的联系。看到变节的山涛和耿介的嵇康,阮籍怎能不慨叹: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咏怀诗第二首)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咏怀诗第四首)

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咏怀诗第五首)

有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咏怀诗第六首)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诗第三九首)

友谊在思想冲突下粉碎得一干二净,阮籍的感慨自然很多。但心情最沉重的,同时也是最难堪的却是向秀。《世说新语-言语篇》说: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帝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向秀这句话表面上虽然是说自己不愿再做隐士,但其实就是说高士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政府何必定要对他们加以迫害。司马昭听到这句话也感到满意,这已经接近了名士分裂的尾声。不过分化工作的正式停止,还须等待西晋占田制度的实行。

占田并不是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而只是把国家屯田化为官吏私田,这个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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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其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把原来国有的公田变成私有财产,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世家大族集团和中央天子及现任官吏集团的经济上的对立。此后所有的土地都是私人占有的形态,所不同只是有的多占,有的少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配合这一个土地分配新的形态,九品中正制又有一次改变:

九品之制,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山堂考索》卷三十二,《两晋选举制》]

近代有中正,中正乡曲之表也,藻别人物,知其乡中贤愚出处,晋重之,至东晋吏部侍郎裴楷乃请改为九品法,即令之上中下分为九品官也。[《唐语林》卷二,《文学篇》]

裴楷改定九品之说不见他书,史称晋文帝以楷为吏部郎,事当在景元中,亦非东晋。《晋书》谓其卒时年五十五,是不及渡江,早就死了。然西晋刘毅攻击九品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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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载毅上疏]

“势族”一作“世族”,所指为豪门,此无问题。惟“寒门”一词颇有争辩,我以为寒门也指贵族,贵族之父兄非现任政府要职即非官僚地主阶级均称寒门。也就是没有做官的普通地主阶级。《晋书·李重传》说:

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不应寒素之目。

又《晋书·阎缵传》说:

上书理太子之冤云:“……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

《陔馀丛考》卷一七《谱学条》说“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可见只要不是“列侯”“三公”子弟,都叫做寒素。《梁书》卷七《太宗王皇后传》说:

父骞……性凝简,不狎当世,尝从容谓诸子日:“吾家门户,所谓素族,自可随流平进,不须苟求也。”

王骞是王导第七世孙,南朝王家,世代骄贵,惟至齐梁,位望稍衰,但不能说他不是贵胄,刘毅所谓“上品无寒门”,意谓上品之中没有“无权势的贵族”,这从所有反对九品中正的人物刘毅、卫瓘、李重都赞称汉代的乡选里举看来,知道他们是替没有权势的贵族地主阶级说话的。没有权势的贵族地主即屯田制成立后那些和中央天子及州郡现任首长不合作的世家大族,这些人虽然没有政治的权力,但是有社会的地位,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来,《晋书·郑默传》说:“初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及武帝出祠南郊……谓默日:‘……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莫敢与为辈”实在太客气,“羞与为伍”倒是实情。世家大族从“羞与为伍”到要求恢复乡选里举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攻击豪门政府对待在野贵族比在朝贵族坏。这种要求政治平等的呼声,很明显的是“屯田私有”后,朝野贵族合流的结果。刘毅这话是太康五年(公元284年)说的,所以《唐语林》的记载未尝没有几分真实性。这就是说重新恢复九品,主持人虽不一定是裴楷,但时候总是在这个时期的,不太早也不会过迟。左思《咏史诗》也说:“世胄涉高位,英俊沉下僚。”这位小贵族已经不满意于司马懿所修改的中正制了。

裴楷或者别一位,所建立的九品中正制和曹魏的“论人才之优劣,非谓世族高卑”[沈约:《宋书·佞幸传序》]九品中正制完全相反,他是根据“簿世”来选举的。[《初学记》卷十一,注引《晋阳秋》]曰中央天子集团和世家大族集团的对立情形现在没有了(事实上,晋之代魏,乃世家大族的复兴),代替的是世家大族渐渐抬头的政治制度,由于这个新的制度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基于思想不同而分化的名士也统一了,连思想也统一了,《晋书》四九《阮籍传》附《瞻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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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

《世说新语》记载这一回事说王戎是王衍,我想倒是王戎好些,这个曾经参加“老庄明自然”的,田园水碓满天下,不和中央天子集团合作的人物,现在和朋友的儿子谈起“自然”“名教”来,而发现后辈思想转变未免惊讶。这是“屯田私有”的恩赐。知道“名教”“自然”的合一,我们就可以对于另一件事情的发生得到了解。《晋书》记载山涛推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出仕说:

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日:“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晋书》卷八十九,《嵇绍传》]

势局改观,若再固执就未免可笑了。道德只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才有意义。但将这个思想发挥得详尽,明目张胆的出来为统治阶级提出奴役人民的理论的要推郭象了。《庄子·应帝王篇》:“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列子·黄帝篇》也有这句话,张湛注引向秀说:“变化颓靡,世事波流,无往不因,则为之非我,我虽不为,而与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应世变而时动,故相者无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郭象注《庄子》说与向秀同,惟末尾添一句说:“此明应帝王者无方也。”这一添和向秀的意思虽不一样,却可以辩护嵇绍出仕的行为。又《大宗师篇》:“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陆氏音义引向秀说:“翛然,自然无心而自而之谓。”还没有脱尽自然说的色彩,但郭象注说“寄之至理,故往来而不难”,这就从自然移到名教了。“至理”应用去解释社会现象就是“礼法”了。从向秀到郭象这一思想的改变过程,使自然派所崇奉的庄子变了色,自然和名教合一运动,操持了决定性的胜利。《晋书·嵇含传》说:“时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含为赞,含援笔为吊文。”图庄周于室,这就恰如王康琚《反招隐》诗所说:“大隐隐市朝”了。正表明分裂的名士现在又统一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嵇、阮、王、何的党派分野,和当时现实的政治集团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结合和他们的思想又是有联系的。他们分属于城市官僚地主阶级和乡村庄园地主阶级,他们同属于剥削阶级,但是他们相互间的倾轧正反映出来了当时两大主要集团间的斗争和矛盾,王弼本是城市官僚地主阶级子弟,他注《老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章说“疑非老子所作”,[宋彭柜:《道德经集注杂说》卷上引]这一疑却把他的思想全疑出来了。他在替重利盘剥的主子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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