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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释的结晶与升华

[作者:申明秀]  [2010/4/13]
关键词:苏轼 旷达 儒道释 人格

摘 要: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旷达人格,黄州之贬是推动苏轼旷达人格最终定型的契机,乐天、闲适、心安是苏轼旷达人格的具体表现。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第一章中毫不掩饰他对苏东坡的偏爱:“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而在序言中对苏东坡的人格就有所论及:“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林语堂为苏轼的旷达人格所倾倒,只可惜他没有深究,而给本文留下了探讨的空间。

一、儒道释对李白、杜甫、苏轼影响之异同

豪放之李白。李白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奇异的行为方式,超迈绝伦,百世无匹,儒道释对李白的真正影响其实都很有限。表面上看,李白大有儒家“济苍生、安黎元”的雄心,但实际上李白真正关心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是“宰相之用”;李白迷恋道教,一方面是道教的炼丹成仙契合了李白的性格,同时也是为了走“终南捷径”,但他对道家思想的精髓并无太多体会,虽然他醉时吟唱过:“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李白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但在李白眼里,佛教与他所信奉的道教似无太大的差别,李白并没有真正领悟佛法的真谛,基本上算是与佛教擦肩而过了。所以,李白一生虽也浸染儒道释,而豪放本色不改。

沉郁之杜甫。总览杜甫一生儒道释的消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杜甫曾有发自肺腑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跄俱尘埃”(《醉时歌》)的沉重感慨,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儒学却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而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我们承认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杜甫对道释的感受有所深化,但这种深化,是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浅尝辄止。也许是儒家观念早已深入杜甫骨髓,影响了他对道释的接受,虽屡遭挫折、打击,却矢志不渝,诗人到老都保持儒家本色,而显沉郁风格。

旷达之苏轼。论人生大起大落之坎坷,苏轼与李白、杜甫相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苏轼的诗中却少有李白式的“呼天抢地”的宣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与尔同销万古愁”,也没有杜甫式愁苦的悲鸣:“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洒脱,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值得探究。

二、苏轼旷达人格之嬗变

知兄莫如弟,对苏轼一生思想之变迁,苏辙曾有最精当的描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这里苏辙大致为我们勾勒了苏轼思想演变的轨迹,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苏辙形容之为“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其实就是炼得了可与儒道释并列而四的旷达境界,而且苏辙还透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贬于黄州是苏轼旷达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赏识却始终没能重用苏轼的宋神宗赵眘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平心论》)这种说法虽偏颇,可也不无道理。儒家对苏轼来讲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皇帝、太后几度的知遇之恩让苏轼终生感激涕零,尽管其因“才名太高”,加之“口无遮拦”,而屡受讥馋,仕途多舛。直至年过花甲,被贬儋州,苏轼还在词中写道:“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千秋岁·岛外天边》)可见其儒家济世之心虽逐渐淡化,但从未消失,依然是身在江湖,心念魏阙。

苏轼对道教是有所接受的,到了黄州之后,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曾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且有不少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道教举措。不过相比于道教,苏轼更偏爱的是老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等道家思想深深地拨动了苏轼的心弦,这在《赤壁赋》等作品中可见一斑。庄子主张以通达的态度看待人生,不追觑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抛弃俗世之念,就不为俗世所累。庄子还论及“养神之道”,大谈虚静、恬淡、无为之学,“纯粹而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又说:“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庄子·天道》)总之,苏轼对《庄子》一书,可以说是烂熟于胸,对其旷达人格的形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儒道学说中的某些东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学。禅宗强调内心的省悟和净化,将一切归之于心境,归之于“无念”。苏轼则将儒家的“独善其身”思想与禅宗的“无念”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使自己超然于万物,特别是在逆境中能泰然处之。他用心于佛是从风翔任签判开始的,较多地接触佛教当在通判杭州时,而真正全身心研习、领悟佛理,则是他被贬黄州之后。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苏轼总结了自己学佛的体会:“‘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的旷达除了源于吸收儒释道思想精华外,也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生都在精研《周易》,用自己研习儒道释所得去释《易》,写成一部《东坡易传》,同时活用《易》理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东坡易传》始作于苏轼官贬黄州时,一直到谪居海南期间才最后定稿,它凝结着苏轼毕生的心血,展示了苏轼独特而高超的哲学智慧,提出了“性命自得”等独到见解。正是以己心体悟而通达天道、人道,使苏轼处理事情了然无碍,而至超然旷达。

苏轼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中年以后,道释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一改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而为融合佛老,成为宋代士大夫调和三教的典型。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阐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辨才文》)在为其弟苏辙所著《老子解》作跋时,他非常肯定该书对三教合一的贡献,指出:“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苏轼过人的智慧在于他能高屋建瓴,而使三教合一。他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决不为儒学所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至于厌世和虚无主义;他喜欢研读佛经,悟道参禅,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就苏轼自身而言,“乌台诗案”固是厄运,但黄州之贬又何尝不是大幸,因为非此苏轼就不能真正深入道释,而悟人生真谛。所以黄州对苏轼而言可谓意义重大,因为正是黄州之贬促成了其旷达人格的最终形成与深化,而使苏轼的人生渐入佳境,即使其后半生又屡遭贬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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