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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歌之背景

[2007/2/13]
中国虽有礼乐之邦之称,并延续了三千余年,但音乐的遗存实在是太可怜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辉煌灿烂,大多均有实物可供追寻、摩挲、凭吊,有些甚至仍存活在当今的艺术形态之中。绘画有历代的传世佳作;书法有碑、帖、摹刻;文学凭藉着文字而百世传承更不必说了;即使是舞蹈,如今也能从秦汉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隋唐以后大量的石窟、墓葬中的壁画、雕塑所描摹的多彩姿态中,感受到古代舞蹈的体态律动;戏曲真实的舞台演出情形已不复存在,但凭了其文学脚本以及地上地下的戏曲文物遗存,使我们在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脉络上,比之于音乐仍算略胜一筹。直至20世纪初,这最能反映人的灵魂的艺术——音乐,在中国的舞台上居然是空空如也,好不凄凉。这不能不使当时的有识之士惊诧、焦虑、扼腕,进而发奋图强、奔走呼号、振臂疾呼。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音乐艺术的特殊规律使然。它存在于时间中,并随着时间的流动,或变化或衰减,真正的“古之乐”是不可求得了。其次,音乐作为艺术,在中国古代,其独立品格极其微弱。千百年来一直是作为礼的附庸、政治氛围的营造手段和教化的工具而沦为封建礼教的等级符号。所以,本世纪初一批“睁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焦虑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音乐。他们树雄心立壮志,要使中国音乐脱胎换骨,自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并为之倾注了太多的精力。在这样的情势下,百多年来的中国音乐发展之路,主要是在中西关系一径上蹒跚。

在我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并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次:一是隋唐时期的佛学东来;二是明清之际西学的输入;三是清末民初之西学东渐。尤其以清末的这次,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豪感几乎已丧失殆尽。而不像以前敞开胸怀,以平等的姿态,甚至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接受。我们如今从百多年前对外来学术的称谓上也能体会出些什么,最初是不屑一顾地称之为"夷学",进而较客观地称之为"西学",接下来就不无敬意地称之为"新学",而后是"显学",直到后来达到被人们认做是匡世救时之灵丹妙药了。地位在不断上升,使命被不断加重。这种变化颇耐人寻味。世纪之交,整个社会都在寻求救国良方的同时,一批音乐家便自然得出了"中国音乐欲图谋发展,必须引入西(东)洋音乐"的结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年来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中西之辨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的源头便是"学堂乐歌"。

西乐东渐露端倪:学堂乐歌

一、乐歌之背景

十九世纪末,外国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惊醒了沉睡在天国梦想中的国人。揉着惺忪的睡眼,首先觉醒了的一批志士仁人发现,我们挨打的原因不仅仅是科技落后和没有坚船利炮,我们的音乐也粗陋不堪。科技要学,音乐更要迎头赶上。开风气之先的是"学堂乐歌"。

"吾等都是好百姓,情愿去当兵;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收吾租税作威福,牛马待人民;吾等倘使再退缩,不能活性命。"--沈心工《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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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李叔同《送别》

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最早的一批留日、留德的音乐家,将"学校唱歌"引入了新式学堂。

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失败,使得朝野震惊,举国哗然。天朝王国,居然败给了从来未被放在眼中的倭国日本。再联系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国人确实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发奋直追。要学西方,先学日本,成为了当时国人的共识。1896年,清朝政府始选派十余名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以后每年递增,至1906年一年就达一万二千人。不分男女老少,各阶层人士均有,甚至还包括了为数不少的秀才、举人、进士。自然,通过日本转口输入新学,便渐成热潮。梁启超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在其上书《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今则广开学校最为要矣",并建议具体做法应"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据此,光绪皇帝曾颁诏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兴办学校,各地大小书院均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由于保守势力的兴风作浪,其后也小有反复。至1905年9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绝无大兴之望。"清廷迫于形势,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随着这道圣旨的颁布,在中国自隋代以来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满载着中国读书人恩恩怨怨的科举取士制度,宣告彻底废除。这也为新学堂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就已参照西法,对新学堂的学制和科目设置有了初步的考虑:"创国民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美术、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将音乐的内容写入了普通教育的课程设置。"学堂乐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是"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特指清末民初在新式学堂里的音乐课和所唱的歌曲,它的基本特点是引进外来曲调,填上反映新思想的歌词。这是不同于以往中国传统音乐任何样式的一种新的体裁。它在近代中国对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我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开端。在此之前,我国的这类演唱,只局限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或教堂里,范围极小,不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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