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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与创作比翼齐飞

[2007/2/13]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音乐表演艺术发展极为缓慢。在20-30年代,还基本上没有由政府主办的音乐表演团体。上海租界内的“工部局乐队”完全由外国人组成,是为外国人服务的团体。伪满在东北时曾有一个“宫内府管弦乐队”和一个由外侨组成的“哈尔滨交响乐队”,但均昙花一现,没有对社会音乐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抗战期间的各类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剧社、文工团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但国难当头,一切均以救亡图存为转移,更多考虑的不是艺术,而是如何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1940年重庆建立了一个半职业的“中华交响乐团”和规模很小的“教育部巡回合唱团”。抗战胜利后成立过“中央管弦乐团”,东北解放区有“鲁迅文艺工作团”等。这些均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专业音乐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很重视音乐表演事业的建设,各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系统都陆续建立了“文工团”并逐渐走向专业化和正规化,如各地的歌舞团(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民族乐团等。

中国在接受外来音乐形式,形成自己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音乐的过程中,歌曲一直居主角地位。从本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到专业音乐兴起时的艺术歌曲创作,再到抗战时期大规模的救亡歌咏运动……中国人提起音乐,首先想到的便是唱歌。从外因上讲,世纪初至建国前,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歌声最能使人感受到音乐的实际作用,它对物质条件的要求已降到了最低限度。有剧场可以演,没有剧场也可以演;有乐器伴奏更好,没有乐器伴奏,张开嘴巴唱就是了。因此,歌曲便坐上了人们音乐生活的头把交椅。从内因上讲,音乐是较抽象的艺术,如果说人们接受东西有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的话,歌曲就是音乐诸体裁中最通俗的一种。50和60年代的歌曲创作,正是这一现象的继续。与当时整个的社会精神面貌相吻合,歌曲中不乏歌颂祖国、歌颂社会、歌颂人民的题材。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刘炽、乔羽的《我的祖国》,巩志伟的《红旗颂》,田光、傅晶、洪源的《北京颂歌》,梁克祥、乔羽的《雄伟的天安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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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胜利后,各族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新中国,盼望国家早日富强昌盛,遇到困难不屈不挠,这正是那时候为什么有相当一批歌曲具有进行曲风格的原因。王莘的《歌唱祖国》,瞿希贤、招司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司徒汉、任钧的《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李群、张文纲的《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瞿维、希扬的《工人阶级硬骨头》等,均是深受群众喜爱、流传广泛的歌曲。不仅在题材上紧扣时代脉搏,艺术性也比较高。抒情性的歌曲也不乏佳作,如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李巨川、马寒冰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生茂、李鉴尧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时乐蒙、洛水的《歌唱二郎山》,生茂、林中的《真是乐死人》,践耳、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生茂、洪源、刘薇的《看见你们格外亲》等等,均流传全国,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有一个品种值得注意,那便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不但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更有传统文人无法比拟的现代政治家的非凡气魄。他的前半生戎马倥偬,后半生虽是和平年代,但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形势,也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才能应付裕如。毛泽东的诗词,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从艺术上讲,可称得上是当代诗坛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身的典范。优秀的诗词激发了作曲家们的创作热情,比较成功的有劫夫、瞿希贤、赵开生分别谱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劫夫谱曲的《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西江月·井冈山》,张绍玺谱曲的《七律·长征》,生茂、唐诃谱曲的《沁园春·雪》,路由谱曲的《清平乐·六盘山》等。另外,郑律成、朱践耳、沈亚威等人为毛泽东诗词的谱曲也有不少成功之作。这些作品不但在掌握和表现诗词的总体意境和思想感情上比较准确,在音乐语言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特别是赵开生谱曲的《蝶恋花》,用的是苏州弹词的音调,音区跳动和节奏的变化均幅度较大,跌宕起伏,更具特殊的艺术魅力。

近百年来,合唱在中国的发展并不算缓慢,在音乐创作的诸多体裁中也一直比较活跃。其中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群众歌咏运动所产生出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歌声最容易打动人,更不要说亲自加入到合唱队伍当中放声歌唱,一是会被音乐(歌词)激发,二是会被群情感染了。抗战期间,音乐对抗战的最大支持,莫过于救亡歌咏运动本身唤醒了激愤的国民。因此,合唱在音乐诸体裁中历来是较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支持的一个品种。年长一些的人大概不会忘记以前总有一句话挂在嘴边上,叫做“大唱革命歌曲”。30年代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代表了我国自己的大型合唱音乐传统。解放后也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合唱作品,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根据各地民歌改编的合唱曲,至今仍是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如瞿希贤根据东蒙长调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牧歌》,罗忠熔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阿细跳月》,麦丁根据撒尼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以及王方亮编曲的陕北民歌合唱《信天游》、《三十里铺》、《兰花花》、《红军哥哥回来了》等作品。由于民歌曲调本身的优美动人,加上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不同声部的、多层次的复调性组合,其艺术效果更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创作于60年代的大型合唱曲《长征组歌》,这部作品是为纪念红军长征三十周年而作,1965年8月1日在北京首演。词作者是长征的参加者肖华将军,他以亲身感受,用精练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中国革命史上这一伟大壮举,通篇词意清新,形象鲜明,格律严整。作曲家们“除了按照歌词内容和大合唱规格的要求创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外,还特别有意汲取了与长征有联系的、具有丰富地方色彩的民间音调作为各乐章主题的音调基础,个别乐章在演唱及伴奏上还吸收了民间传统的表演特点。同时,在创作技法及演唱要求上也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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