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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

[2017/10/9]
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它温文尔雅、贵和持中、风流蕴藉、潇洒飘逸,为历代书家所瞩目。这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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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发展出现第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却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认为:“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正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赵壹的指斥显然是从儒家“弘道兴世”的角度出发,认为痴迷于草书会使人“背经而趋俗”,因此必须予以遏制。他的批判虽然是对当时书法发展潮流的否定,但却在不经意间将书法导入正轨,即书法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儒家道德礼法的基础之上。汉末名气最大的书法家是蔡邕,他以古朴和典雅的篆书、隶书见长,其主持刻立的熹平石经,刊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和《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石经刻成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可见,蔡邕是因为精通篆隶和刊刻儒家经典而受到世人推崇的,他的书法是建立在儒学精神的光环之下的。与他同时代的草书名家张芝家学渊源,其父张奂为著名儒生,曾师从经学大师朱宠研习《欧阳尚书》,并将《牟氏章句》从四十五万言减为九万言。张奂因为党锢之祸被免官,回归弘农后闭门不出,教授弟子千人,讲诵儒家经典,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张芝一生未仕,长期跟随父亲左右,自然受到父亲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书·张奂传》注引王愔《文志》云:“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可见,张芝也是当时的名儒,其思想必定影响书法。从保存在《淳化阁帖》中的张芝草书《冠军帖》《终年帖》等作品来看,其用笔自然灵动,潇洒飘逸,“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甚是精彩。但是,从中也可看出其草书线条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笔势的活泼与线条的柔美和结体的厚重并存,充分彰显出儒学精神对其书法的影响。张芝由此而成为汉末曹魏时期唯一的草书大家,与其同时代或略晚的几位书法家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胡昭等都不擅长草书。可见,此时的儒家思想虽已出现式微和裂变,但儒学精神对书法仍有较大影响,这一时期有较大发展的书法字体是楷书和行书,这两种字体符合儒家中和的精神气象,因此受到士子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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