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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东传的文本线索及其解释学意义

[2018/7/9]
在东亚,朱子学作为儒学的核心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产生过深远的文化影响。朱子学自13世纪初开始东传朝鲜,在15世纪趋于鼎盛,日本则以朝鲜为中介接受朱子学,在17世纪初呈现繁荣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日韩朱子学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并非是师徒传授的方式,这些观念传播的物质载体是文本。在朱子学东传过程中,哪些文本、以何种方式被日韩吸取,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有利于更完整地呈现朱子学的学术内涵与发展演变。

《性理大全》的传入决定了朝鲜儒学的学术规模,影响了朝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朝鲜官方正式从中国引进性理学著作的最早记录是在永乐年间。《性理大全》和《四书五经大全》157卷分别在1414年和1415年编撰完成。1419年,朝鲜使臣团访问中国,明成祖特赐御制新修《性理大全》和《四书五经大全》。朝鲜王朝将之印刷,流传于境内。朝鲜把理学称作性理学沿用至今也大概源于此。性理学是理解朝鲜朱子学的钥匙,也是儒学在朝鲜的最大理论特色。朝鲜把性理、四书、五经大全称作永乐三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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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大全》是对宋代理学家著作与言论的汇编,其汇编门类的设置和内容的采择充分体现了明代朱子学的立场。在朝鲜,《性理大全》不仅讲学于经筵,还作为性理学研究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典藏于中央官府、地方官府及书院,被当时的儒者广泛研读和讨论。朝鲜儒者的学术规模和理论倾向由此而定,朝鲜朱子学的解读深受《性理大全》结构与问题意识的影响。永乐三大全的官方引进确立了性理学作为官学的正式地位。性理学确立为朝鲜的统治理念后,谁的解读更符合朱子思想的原意,是朝鲜儒者争论的主要话题。除此之外,朝鲜儒学家李退溪著述的《启蒙传疑》是对《性理大全》中文献的注释书,《宋季元明理学通录》是《性理大全》“诸儒”篇的补充。接受《性理大全》后五百余年间,朱子学对朝鲜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相当深远,成为社会制度和规范的原理。

明儒罗钦顺的《困知记》在朝鲜的哲学论争中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

距朱熹300年后,《困知记》等性理学著作潮水般涌入,影响了朝鲜朱子学研究论域的形成。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罗钦顺为明代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既为“朱学后劲”,又为明代气学开风气,其对陈献章的批判、与王守仁的往复论难,及其对气学的思想重构,皆为明代哲学史的重要环节。从中国哲学的东亚传播与接受角度看,罗钦顺的理气思想深刻影响了理气“四七之辩”的形成。罗钦顺的理气论是否符合朱熹本意,理气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引起朝鲜儒者广泛的论争。《困知记》中“理气为一物”之论曾在朝鲜引起了持久讨论,并引发了主理还是主气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岭南与畿湖两大学派。何者与朱子本人的思想更接近是论争的核心。退溪认为罗钦顺在理气观上完全站在朱子的反面,对罗钦顺的批判不惜笔墨,写了《非理气为一物辩证》。而朝鲜儒学的双璧之一栗谷,着眼于罗钦顺的观点提出“理气妙合”论。罗钦顺试图以人性与物性皆受气而生的观点来修正朱熹在理气问题上未得以一贯说明的部分,但如此言论显然超脱性善说的氛围,人性与物性之异同需要合理的新解,这在朝鲜延展为“人物性同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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