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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文体的形成

[2018/7/30]
尚书》文体的形成

传世文献无疑以《尚书》为最古,后人论《尚书》文体,或称八体,或称十体,视《尚书》文体已备。就后人的认知来看,谓其文体已备,是就现存的各体名称而言,事实上《尚书》各体,起初并无固定的体制,但形成文献专书之后,尧、舜、禹等的发言,便由史官或整理者根据他们的身份和内容而定某一名称,这便成为某种文体。试以《尚书》为例以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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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写作,先有史,史官记言记事,初无体制,然王之言行,视其场合不同,而有不同记载。故尧、舜之言称为“典”,皋陶、大禹称为“谟”。典训为常,与经相同,但名典不名经,孔《疏》说是“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伪孔《尚书序》说:“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故以典定为尧、舜之言,即此文体在先秦时具有特定意义,亦见先秦时其文体已经定型,所以后之文体不可再称“典”。《国语·楚语》记申叔时对楚庄王问傅职说:“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韦昭注称《训》《典》指五帝之遗书。春秋时,《尚书》容或未成编,故《左传》往往称“夏书”,此处《训》《典》或即《尧典》《伊尹训》一类。

“谟”训为“谋”,孔《疏》说是“皋陶为帝舜陈其谋,禹为帝舜陈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陈从而重美之”。是说《大禹谟》《皋陶谟》乃皋陶与禹同为帝舜所谋,故知其文体命名,亦是因文成篇。后人因见《书》载圣贤之谋,非能因袭,故解释说:“谋之已定谓之谟。”(宋黄伦《尚书精义》引张氏语)专谓皋陶、大禹之言。虞夏书年代缅邈,文献不可稽征,故《尧典》诸文见疑于后人。但若全盘否定,亦未有确当之证据。要之,或为周人据上古文献整理而成,故曰“曰若稽古”。这样的话,名“典”、名“谟”,或亦为后人所为。后人存意以先圣之言与后圣之言区分,故定其文体为“典”为“谟”。故就文体看,《尧典》诸文与誓命之文,有明显的区别。孔《疏》说“其尧、舜之典,多陈行事之状,其言寡矣……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辞,则古史所书于是乎始”,是孔颖达亦以为虞夏书与商、周书不同。古者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与事相分,然虞夏书言事并记,则似为后人所整理。就此而言,上古时或有记言记事之官,但文体并无固定,只是以言、事区分而已。后人名篇,亦如孔颖达所说“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若《甘誓》以下,记征伐之誓师之辞,则为信史。“誓”,孔《疏》引《曲礼》训为“约信”。将战之前,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如《甘誓》所言“予誓告汝”之“誓”。誓辞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威逼利诱,兼而有之,是所谓“誓”之体。其后如《汤誓》《泰誓》《牧誓》诸文,虽其经文或为伪《书》,然其文体,则为古《尚书》所载。诸《誓》并与《甘誓》同,是其文体具有固定形态的证明。然《誓》并不仅用于战,孔《疏》引《周礼·太宰》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孔《疏》解释说:“《礼》将祭,而号令齐百官,亦谓之誓。”祭礼重大,亦须与百官誓戒。誓,取其约信之义,或用于军旅,或用于祭礼。《尚书》所载多是誓师之辞,祭誓不载。至于《秦誓》,与征伐誓师不同,是“誓告群臣之辞”,当是誓之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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