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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伯夷事迹的最早记述见于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其中写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后来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拦马劝谏:“父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平定天下后,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

由此,司马迁发出感慨:“或曰,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也,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又指出恶人横行,竟得富贵,竟得寿终,发出“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

伯夷事迹,原不足信。《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麻醉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代作家对人物的评价都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都和当时作家所处的时代、思想、经历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后来写了一篇《伯夷颂》,对伯夷大加称颂:“武王周公,圣也,以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周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彼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和韩愈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藩镇割据愈烈,韩愈坚决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另一方面,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但韩愈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豪情,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韩愈有胆有识,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表现了作家可贵的直面人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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